谈汪文宣、曾树生及其婚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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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汪文宣、曾树生及其婚姻悲剧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因为其有价值，它的毁灭才给人以震撼心灵的作用，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通过主人公汪文宣的惨死，曾树生的出走，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的破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生活困苦、妻离子散、体贴入微、物价膨胀的生活画面。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作家正是通过这一个“细胸”的描写，展示了千万个“细胸”的裂变，向人们指出：这样的社会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它必然走向灭亡。
汪文宣，是小说的男主人公。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是国民党时期从教育学院结业的大学生。他正直、忠厚、善良、懦弱。小时候是一个温顺懂事的孩子，长大后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在大学里，他有理想、有发展教育事业的雄心。他曾经勾画过美好的蓝图：幻想毕业后建立“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也曾和他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他妻子）曾树生一起制订过宏伟的办学计划。年青时的他，曾编织过多少瑰丽的花环，纯真的心中有过多少美好的追求。
可是，步入社会以后，学生时代幻想的田园生活并未出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战争的爆发促使他及家人逃离上海，到重庆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员。为着一点微薄的薪金，整日对着那一堆“纠缠不清”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的生命中。
作为一个不幸厕身浊世的知识分子，汪文宣虽不能模眉冷对，憎怒溢于言表，甚至不得已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但在大的方面却保持了人格操守，其内心是洁白娟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那种“良心没有丧失的读书人”。在汪工作的图收公司，趋炎附势、巴结奉承者有之，苟合、逢事凑趣者有之，但汪却活得严肃认真。小说写有一个情节：在周主任的寿庆筳席上，同桌的人都不能免俗去敬酒，只他一个不曾去。他看不惯别人对总经理、主任的巴结劲，那皯卑下的奉承话使了发呕。但他因此触犯众怒，除钟老外，谁能不理他，最后只得偷偷离席了事。他的良心和正义感，更表现在对当局的腐败统治和那个“坏人发国难财，好人活不下去”的世界的不满、憎恶上，他清楚地时白：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是“给战争、经生活，经那些冠冕党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的。因而在他校对国民党某员的大著，见到内中大言不惭地标榜中国近年怎样进步、怎样改革、人民生活怎样改善、权利怎样提高时，内心禁不住喊叫起来：“谎话！谎话！”从这些地方看，汪文宣自有一套做人处事的准则，对政治、世事有分明的是非观念，是一个正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作家正是通过汪文宣所处的生活环境，再现了那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在那种环境里，没有真理可言，只有权势和地位。有权有势有地位者都官运亨通、财源旺盛，否则就只能忍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直至死了。好人没好报，好人没好运，成了那种社会中不是真理的真理。
事业上的不顺，经济的窘困引起家人心情的不快，心情的不快又导致感情的不和。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把他这个做儿子做丈夫的夹在中间。他爱养育自己的母亲，尽管母亲不理解他对妻子的感情；他也深爱十四年来与他朝夕相伴的妻子，尽管妻子与其上司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