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甫的归属问题和“四唐”分期说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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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甫的归属问题和“四唐”分期说的再认识
在唐诗研究中，关于唐诗分期的说法越来越繁杂,从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到八分法,不一而足。传统唐诗学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如明高棅《唐诗品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无论是高棅以下的明清批评家，还是“五四”至今学界新的分期，对“四唐”分期的争议多聚焦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划分归属上，尤其是杜甫的归属问题。
一、盛唐——杜甫的归属时代
高棅而后的明清批评家们强调杜诗之变而别于盛唐其他诸家，但并没有将杜甫从盛唐划出而另立山头。一方面固然受“正变”观念及宋以来视杜甫为“诗圣”的崇高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杜甫创作的实际致使他们难以将其从盛唐划出。“五四”以来，学界在继承前人强调杜诗之变的旧有论题上，对之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强调其思想性，由贵族的浪漫走向平民的写实。此说一经胡适《白话文学史》提出，后之者多受其影响，进而将杜诗之变视为文学创作思想的转变，而将杜甫归于有别于盛唐的转折期、扭变期，无疑具有其合理因素，也有助于对唐诗史进程以及杜甫历史地位的进一步探索。而强调杜诗之变也即强调杜诗之于盛唐的差异性，过分强调杜诗之转变、扭变，无疑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抹杀杜诗与盛唐诗审美风格及至时代精神的共性特征。杜甫毕竟是伟大盛唐时代孕育出的伟大诗人。
我们认为与太白颉颃盛唐诗坛的杜甫，确也转变了盛唐诗歌风貌，其表现为杜诗精神上由立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理想主义转向忧国忧民的社会功利、理想主义，境界上由豪放高朗转向沉郁苍凉，艺术上由浪漫主义转向写实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属于盛唐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精神上的追求进取，境界上的雄浑博大，艺术上的综合集成，都是典型的盛唐文化的体现。尤其是盛唐时代精神及杜甫自身对人生社会独特深厚的理解所铸塑出的诗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并没有因急剧的政治历史变动，王朝的变衰而骤然消泯，而仅是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衍化变异。更确切地讲，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跌宕反差，社会大动荡的疾风骤雨般的洗礼中锻造、重铸、苦难乱离中的真切生命体验也使诗人对社会人生命意的理解变得厚重而深邃了。杜甫那种令人感发兴起、刚重积极的性格，气势磅礴的雄伟人格，正是盛唐时代精神与苦难乱离的真切生命情思的合力而形成，其人格力量更随着对社会人生理解的衍深而愈老弥坚，至死不衰，更加流光溢彩，其诗也于沉郁苍凉的风格中内蕴着雄浑凛然之气。可以认为杜甫既异于盛唐而又同于归于盛唐，诗人的那种大气磅礴、积极执着的精神风貌，正源自于他生活大半生的开元盛世——在精神实质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其变也是盛唐之变。故老杜终如奔轶绝尘，为中晚唐与宋以后人所不可追攀。诗史上的盛唐之盛也正是时代文化精神之盛的一种表现。
盛唐之盛，是诗歌之盛还是社会历史之盛，也是产生诸多争议与分歧的重要原因。唐代社会之盛在其强大国力，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极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乱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盛唐即已结束，而杜诗恰恰大多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按传统史官文化，安史之乱在社会历史上已非盛唐，创作于其时的杜诗亦理应如此。我们认为盛唐之盛，盛在其所内化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上，正是在诗中艺术创造力之大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将杜甫归入盛唐，恰恰是充分尊重文学自身特征，突破史官文化的结果。可以认为，诗歌史上的盛唐之盛，首先是诗歌艺术创造力之盛。而国力之盛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创造力之盛的某种条件，但国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