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

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

 人们常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先生曾着重从美学角度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大自由”。鲁迅先生曾将魏晋人生活上的独特风貌，概括为“魏晋风度”。这些侧重点不同的论述，对我们认识魏晋六朝人的精神具有启发意义，但人们的认识中也存在着一种偏向，即一提起这一时期的“人的觉醒”，往往和“魏晋风度”、“精神自由”联系起来，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高门世族优游谈玄风气联系起来。当然，高门世族摒弃世事、标榜自我个性等应是“人的觉醒”的一方面；但笔者认为，高门世族以外的范围广大的寒士的觉醒，以其影响的深远，实际上应看作魏晋六朝时“人的觉醒”的主要内涵。
 “人的觉醒”这一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用过来的。在西方，“人的觉醒”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权而言，强调人要从神权中解放出来。而中国至少在“口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时代已基本上解决了人对神的依附这一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初至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第一个时期。但这时期将人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将个体的人纳入了强大的宗法等级社会中。考察千年历史，中国“人的觉醒”，主要不是人对神的反抗，更多的是对强于神的宗法等级社会的反抗，在个体寻求与社会的契合和反抗不合理社会的斗争中，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与对立中，展示了我国“人的觉醒”的独有特点，而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正是首先体现这一特质的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的觉醒”。
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首先由汉末建安文士发踪高唱。曹操于公元196年西迎献帝，改元建安，并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建安的二十五年其实就是曹操的时代，所以历史上又有“魏建安”的说法。汉末建安文士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他们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主动参与社会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所包含的两个层面，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与前代相比，从以社会为中心转为以自我为中心，联系当时动乱的现实，体现为以自我才能建功立业，使社会由乱变为治。这种精神在曹植那里得到集中体现。他在给好友杨修的信中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非不好文，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也颇高，他之所以不以此为满足，乃是因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胸中激荡着效国惠民、建功立业的时代主体精神。其它如建安七子，虽更多的以文学称扬后世，但在他们看来，文学只是一种手段，更为主要的还是实现曹植一样的建功立业的宏愿。由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建安时人具有这种干预社会的主体精神，因此在个人与实际统治者——“霸主”之间，文人士子有更多的自我选择自由，而他们择主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深谋远虑、安邦定国的大志，是否具有任人唯才的宽怀气度。曹操在当时无疑要比董卓、袁绍、袁术等高出一筹，所以天下智谋之士大都离开董卓、二袁等而归附曹操。但“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都许之后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