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接受者在《三国演义》文本及影视作品演绎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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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接受者在《三国演义》文本及影视作品演绎中所起的作用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并不是传统的“文学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接受者能动接受文本的消费史。横向的，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阅读经验、生命体验；纵向的，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历史背景、不同的关照事物的方式。横向的读者和纵向的读者在对同一部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就形成接受美学所说的新的文学史上的一个个链条。每一部经典著作都历经时间的考验，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和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本都有各自的接受程度和阐释结果，不仅作品本身的精神内涵得到持续不断的开发和挖掘，同时作品可能不断被庞大的接受者群体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本文就以《三国演义》为例来探讨一下接受者在文学作品及其相关影视作品演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学作品的接受群体分为隐性的接受群体和显性的接受群体，所谓隐性的接受群体就是指普通读者，他们在阅读文本之后不对文本做任何评论，或者没有把评论的内容公之于众，他们的阅读和阐释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其对文本的阐发多是不可预料、不可见的，也基本不会对后来的读者产生影响。而显性的读者则多是一些文学评论家，他们的观点会对普通读者产生较大影响，引导读者去接受文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一、“尊刘抑曹”思想的转变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明时期，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影响，小说的谋篇布局、行文生笔都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作者在创作时不可避免的怀着忠孝节义之心向读者灌输正统思想，着意渲染诸葛亮等人之忠，歌颂刘、关、张三人之义，并且不遗余力地展露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的不臣之心。同时代的评论家通过对《三国演义》细致的研究，顺应作者的想法，将作者的思想展现给读者，例如庸愚子在其《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就历陈董卓、曹操、孙权的罪状，而如是赞扬刘备：“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茅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高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星月，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1) 陈其欣．名家解读《三国演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05](1)后世的评论家也多沿用此说法，应该说是此说法先在的存在于后世评论家的思想中，成为他们的一种阅读视域，正如毛宗岗在其《读三国志法》一文中所说，“读《三国志》者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