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比

《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比

    《围城》和《儒林外史》是我国长篇讽刺小说的两朵奇葩。它们以独立而醒目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坛。《儒林外史》产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腐朽。读书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本来纯净的灵魂严重扭曲，异化，行为上则癫狂，卑劣。吴敬梓以《儒林外史》猛烈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败坏人心、祸国殃的罪恶。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社会，讽刺意味十足。钱钟书的《围城》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建国前夕生活在国统区的一群知识分子对战争畏缩，狭隘于个人生存的懦弱行为和胆怯自私心理。钱钟书用诙谐、黑色幽默的文字，以笑的形式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下的生存困境，寓含浓浓讽刺。这两部书同写一群知识分子，又把讽刺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两部书的主题尽管不一样,然而在讽刺艺术这一面，两部书的融通和相异之处，眩目而复杂，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讽刺艺术传统的继承和新变，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文人是如何去批判社会现实的。这是引人探究的。
 一、讽刺内容的真实性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讽刺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内容是有肥沃的现实土壤的，是具有现实根据的，真实性很强。钱钟书用讽刺的手笔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围城》中内地的三闾大学就可以讲是国统区文人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全民正在为祖国的生存而浴血奋战，三闾大学这群拿着高薪的知识分子却在那里勾心斗角，做着一系列庸俗的事情。为模仿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三闾大学搞出了一套无聊十足的导师制。它有这么一条规章制度：“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责任。”这规定的残忍比得上明成祖诛方孝孺九族。钱钟书以漫画的手笔反映了国民党教育制度的奴役性，办大学只不过为他们培养一批忠实的走卒。导师制为了增进师生感情，塑造一个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场所，有这样一个师生共同进餐的饭堂规矩：“导师的饭该由同桌学生先盛，学生该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不得先走”。这看上去是学生尊敬老师的表现，实则出于训导长李梅亭的良苦用心：防止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溜回去舒舒服服吃。这些措施面子上作足，无任何实在意义，徒增笑料而已，但这种制度却堂而皇之的占据着高校教育，当时的高校又何尝不是这么混乱?假文凭的教授横行，教育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人才等等，钱钟书深味其中黑暗，才会有针对性的，以犀利的讽刺来抗争这社会。
    吴敬梓生活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内外矛盾都比较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发展。封建文人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地位有所下降；又被统治者桎梏，思想僵硬，学术上无多少建树，于是逐步走向衰落。《儒林外史》就反映了封建文人由盛而衰的转变情况。
    清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八股文盛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八股专家马二先生游西湖，看到朱淑真、李清照的名字，说：“这些什么人?料想是不管功名的了。”；当了学道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轼是哪朝人，第七回别人讲笑话打趣，他糊涂地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是当时读书人只谙熟四书五经，别的知识则无所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