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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林外史》的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①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他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伟大的作家,都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再现和评判自己的时代。生活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正是如此。它力图准确地、全面地抓住和再现自己所面对的人生,以寄托深广的幽愤。这样,对立面就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个清王朝,使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当代社会腐朽不堪的上层建筑。因而,《儒林外史》的锋芒所向,既不是简单、拉杂的丑闻坏事,也不是个别人物的恶行劣迹,而是通过局铁入的言行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直指那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但是,作者所处的又是文网极为严酷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们根本不能用文章来说要说的话。为此,鲁迅先生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的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事实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 然而,污浊的社会现实激怒了吴敬梓,他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位被贬抑了的人类尊严讨说法。于是,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他磨砺出种种讽刺的武器,对比手法就是他常操在手、运用自如的一杆投枪。在冷静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倾向包含在各种活生生的形象里,让读者去比较、判断。《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其中,对比手法用得尤其普遍,尤其灵活。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明比与暗比。 (一)明比和暗比视是寓意的深浅相对而言的。 鞭鞑一般的社会丑态,统治当局尚能容忍,含义可以显豁一些,《儒林外史》往往采用明比。 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 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但它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作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尽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 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了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 围绕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力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