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与鲁迅关于人性表现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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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与鲁迅关于人性表现上的比较

一、不同的土壤相同的果实
张爱玲与鲁迅的时代差距甚远，两人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接着迎来了五四运动，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大潮。张爱玲，从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置身在一个狭窄的沦陷区的生活圈子里。但这两位作家对中国现代人的精神本质的探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人性的表现上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1、病态人性的挖掘与表现——殊路同归
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所以鲁迅和张爱玲关注的对象不同，因而描写对象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张爱玲关注的是洋场社会的遗老遗少。但是他们却都把笔触伸向了病态的人性，深刻剖析病态的灵魂，可以说是殊路同归。
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在鲁迅小说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出于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正视。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弃医从文”的故事时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
但是鲁迅的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于是，我们看到了，从科举阶梯上跌落下来的孔乙己，压根儿也没意识到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小说里的“短衫帮”，虽然处在社会最底层，却对孔乙己的不幸无一同情,革命者夏瑜为推翻封建统治而血洒刑场，从花白胡子到二十多岁的人，面对大悲剧，竟然麻木到和刽子手很有快感地一唱一和！华老栓、华大妈这对秉性善良的下层人物，竟把革命者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药石……
鲁迅之后的张爱玲最关注的是40年代上海香港中期的遗老遗少和洋场社会。那些遗老遗少在社会动荡剧烈之时纷纷逃到上海，以图在租界中寻一庇护之所。他们有的力图“一手挽住了时代巨轮，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有的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腐败。加倍地花公帐、办小报、吃花酒、捧戏子……各个都在狂嫖滥赌，来补偿他们的空虚。张爱玲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租界这一特殊景地上的浊流相汇、污泥渗杂的情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的变化和这些文化的根源。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的作品则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犯冲”的背景下国民性长出了什么奇花异草。可以说，在挖掘和表现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继承了五四传统。
2、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继承与突破
我们通过对鲁迅和张爱玲作品人物的分析，可以发现张爱玲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上不仅继承了鲁迅，还有了新的突破。
鲁迅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鲁迅最重视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问题，他用一系列理性和形象的手段，反复宣讲着反封建斗争的复杂性。鲁迅的启蒙主义指向人的解放，他把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民族文化的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努力把人们从各种扼杀人的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努力把人的精神从非人的价值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阿Ｑ正传》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之作。从外部环境而言，阿Ｑ是可怜的，然而，这个形象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唤起人们对阿Ｑ的同情，鲁迅更多地关注着阿Ｑ的灵魂。阿Ｑ的灵魂是可鄙的，面目是可憎的。他自己虽然受着他人的欺凌，却乐于欺凌更弱者，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向往革命，积极追随革命，但革命的目的却只是杀掉王胡、小Ｄ和未庄的“鸟男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占有未庄的子女玉帛。这种革命当然不能改变吃人的历史，更不可能使人获得做人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