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已经几乎与外资平分秋色，加上官办资本，民族资本已经超过了外资的规模。
进口替代改善了中国的贸易地位。1913年世界贸易总额为377.97亿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8%，居世界第13位。而到了1926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18.87亿元，中国所占比例上升到2.44%，居世界第10位[8 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8。
表2 1912-1936年中国进口轻工业商品结构表 单位（%）
年份 轻工业产品 总计
纤维 食品 陶瓷 杂货
1912 34.8 12.6 0.8 6.5 54.7
1926 24.9 13.7 1.0 4.0 43.6
1930 16.1 13.0 1.1 3.3 33.5
1933 8.4 8.6 1.2 2.1 20.3
1936 5.2 5.1 0.9 3.1 14.3
资料来源：[日]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P469,472
进口替代改善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以轻工业产品为例（如表2），通过若干年的进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12年的54.7%下降到1926年的43.6%，下降了11.1%。其中主要表现为纤维进口的下降，从1912-1926年纤维进口下降了9.9%，占轻工产品总下降比例的89.2%。可见，进口替代战略初见成效。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再次涌向中国市场，中国的进口替代战略受到挤压。虽然1920-1928年，民族工业新投入的资本在3亿元左右[9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 III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88年版]9，但是相当多的中小工业企业累亏破产，民族工业的发展总体上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渗透和侵蚀，呈现出半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复杂性，不少民族工业企业往往依附于外国垄断企业生存，不少民族商业企业所经营的商品中，洋货占相当乃至主要部分，利润甚至以从外国垄断资本分成作为来源。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民间自发的进行下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中国的经济有所增长，经济结构有所改善。轻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使得中国的贸易地位和贸易结构也得以改善，国产品逐渐替代进口品，减少了对外国的依赖。
三、1927-1936：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道路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特别是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完成了对中国形式上的一统。国家开始关注经济的发展，并希望执行一个积极的财政经济政策来建设现代化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开始加强。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自1842年丧失的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27年中国进口的应有税准为3.9%，实际税准为3.5%，进口税额45973千元（国币），到了1936年，中国进口的应有税准为34.5%，实际税准为29.7%，进口税额为254539千元（国币）[10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化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P75]10。关税税率的提高和税收收入的增加是明显的。那些国内产量相当于进口量的10-100%的大宗消费品，如棉纺织、呢绒、糖、烟叶、纸烟等的税率提高的很多。1929年这类商品的税准为13.0%，1931年增至28.5%，1933年又增至47.9%，1934年其税准达53.7%，远远高于其他各小类商品的税准。另一方面，这一大类商品进口量的降低也很明显。自主税则实施前的1928年，它们占进口总额的26.4%，此后即逐年剧降，到1936年时，只占进口总额的10.1%[11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化发展》，P81]11。国内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实施贸易保护。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国民政府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进行正确的评价。认为棉纺织和卷烟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强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使得该政策大打折扣。火柴制造业更多的是内部过度竞争，即使进口锐减，也难以促进国内工业正常发展。但是确实有一些部门如水泥工业、人造丝纺织业和棉布加工业由于进口量的下降而为国内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总的来说，保护性关税政策导致了进口的显著下降，特别是轻工产品，促进了国内工业包括以国内资本建立的企业的发展（Kubo,1999,ch6）[12 Kubo,Toru:China’s Quest for Sovereignty in the Inter-war Period:Tariff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9]12。笔者认为不论国民政府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在客观上的确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了宋子文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几位国民政府重量级人物的政策思想中看出他们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设计。孔祥熙，1928-1930年的工业部长和1933-1944年的财政部长在1928年提出中国应该建立八大门类的国营工厂[13 转引自：Kubo,Toru: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sia,1930s-50s, ,2002,P1]1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力图控制经济的意愿，虽然该计划由于财政资金的不足而流产。陈公博，1931-1935年的工业部长，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本政策是发展重工业，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得不同时从轻工业起步。因为（1）中国的重工业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轻工业却有良好的基础；（2）民族资本虽成功地投资于轻工业但是却难以投资于重工业；（3）中国政府的财力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重工业投资[14 原载陈公博：《四年从政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转引自：Kubo,Toru: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sia,1930s-50s,P2]14。
因此笔者把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战略归纳为政府主导下的轻工业进口替代。虽然前一个时期中国也是进行轻工业的进口替代，但是却没有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更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因为有了政府的参与和保护。
1926-1936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