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家庭的经济性质，特别是研究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
4.1家庭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家庭生活模式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家庭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就类型而言，中国传统的家文化是建立在联合家庭(joint housholds)之上的，而西方家庭，诚然存在争议，但是与中国家庭相比，显然是原子化了的，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家庭（nucleus family）。
John Hajnal在接受了E. Bloch、Laslett和Hans Medick的观点，认为在工业革命前西北欧家庭已经是核心家庭了之后，将西北欧家庭和中国、印度的联合家庭对立了起来，考察了两种家庭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家庭形成体制[ John Hajnal: 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No. 3, 1982. 9.]。他通过以丹麦为代表的西北欧家庭和中国家庭的数据对比中说明了中国家庭的组成特点：家族和家庭几乎是等同的。家庭中的亲戚数目众多，而无亲缘关系的人就比较少，而寄居在家中的男性亲属的数目大约是女性的12倍。John Hajnal认为，这些1927-1931数据很有可能因为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而有失偏颇，但是大致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
William Jenner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往回看的制度，这种制度在面对过去，甚至是在对未来的投资中，都是为了保证让孩子把父母和长辈利益当作自己的责任。……，这种压力，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制约个人的原创力和独立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引自Martin King Whyte: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5, pp.1-30.]
何梦笔认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化必须放弃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中华传统，而这些传统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为恰恰是促成了缝隙经济的繁荣何华人企业的昌盛。而这种纯正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何中国人的“家文化”紧密相连的。[ 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1996年第一版，山西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5月。]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说，“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经够应付了，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负担时，兄弟叔伯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1998年第一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一点，那就是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也好（何梦笔），还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虑也罢（John Hajnal、费孝通），或是从制度角度思量（William Jenner），中国的家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都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4.2家庭对经济的推动与阻碍
4.2.1阻力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信仰，即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家庭、家族相关的文化和制度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个信仰曾经是那么的坚不可摧，但是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转型和民营家族经济发挥出强大作用的今天，这个信仰正在发生着动摇。家庭到底是中国经济的推动还是阻碍已经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谜，谜底到现在尚未揭晓。这里所说的家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
Weber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亲缘关系的束缚”（sib fetters），即家庭是中国经济迈向现代化的桎梏。
William Jenne也认为中国人对家庭的无限忠诚阻碍了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进而使中国的经济缺乏活力而裹足不前。
Marion Levy Jr.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费正清也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观点：中国的家庭模式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至大障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兴盛，包括上文提到的Parson在内的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把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家庭模式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一致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阻力。
Martin King Whyte总结了这些论点，认为“阻力论”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种阻力的来源的：
裙带关系。家族企业总是雇用了很多额外的亲戚，尽管这些亲戚贡献很少并形成了对企业资源的剥夺；另一方面因为对家庭的责任，很多孩子放弃了自己天赋和雄心所在，不是去更适合自己的岗位而是回家为家族效命。
家族的忠诚感很难让市场性的非人格化的因素进入家庭。这个因素也同样表现在企业内和企业外两个方面。在企业内，这种过度的忠诚感使得企业内的委托-代理关系不顺，外聘的经理人难以发挥作用；而在企业外部，人们往往不愿意和没有“关系”的人交易，滋生了腐败，也导致了新企业进入的高壁垒。
企业规模限制。如果一个企业是按家庭方式组织的，企业就倾向于保持小规模的生产，资本也比较短缺，难以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企业竞争。
人口过多和对女性的歧视。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家庭组织模式的时候认为，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使得比较富裕的家庭消耗了太多资源在哺育后代身上，这种重数量而不中质量的低效率“人力资本”投资没法取得相应的成果，同时也大大限制了实物资本的投资。女性长期受到压抑和歧视，导致女性人口几乎不会到社会中去参与劳动，大大阻碍了现代化进程。
4.2.2 动力论
动力论的起源显然和家庭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动力论者也和Pollak一样把“家庭忠诚”对激励、监督的作用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源泉。Martin King Whyte也同样对这些论点进行了总结。与阻力论者相反，同样的因素在动力论者的眼中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
裙带关系可以塑造雇主的权威，激励大量有裙带关系的员工凭借对家族的忠诚感，好好经营为企业带来财富。
大量的人格化交易和关系网络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为这种关系网的构成事实上是把大量原本非家庭内部人员整合到家庭中的过程。很多所谓的“自己人”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地缘、学缘或者是友情。所以这种关系网络其实是有很高的灵活度和适应性的，可随着经营状况的变化收放自如。这不但不是劣势，反而因为加入了感情因素使得交易更加顺利地达成。
企业规模比较小同样也是一个企业和经济成长的有利因素。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在灵活度方面肯定是更有优势的，这种灵活性不仅仅是在经营管理上，还表现在融资和流通上。
清晰的男女分工也不是什么阻碍因素，因为母亲的角色寄托了传承家族忠诚文化的任务。很多女性在家族企业中也承担了一部分的工作，比方财务和会计工作。
4.2.3 评价
西方学者上述观点的交锋是很难说何者正确而何者是错误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