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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
三国的历史从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晋灭吴(280年)共96年,从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晋灭吴共84年,从魏文帝代汉(220年)到晋灭吴共60年。 在这段历史中,总的态势是各路英雄在东汉帝国瓦解的废墟上问鼎逐鹿,致力于新的统一,因而军事斗争就成为三国历史的主线。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正是从文艺的角度描写了这条主线。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 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是西蜀帝国的开国之主。他既没有曹操那般的家族势力,也没有孙权父兄遗留的基业,但他却凭着自己的宽厚和耐性,白手起家,争得三分天下,在江山姓氏的帛卷上写下他刘备二字,成就了一段永恒的历史。如果把他麾下所有的人才都比做千里马,那他无疑就是相马的伯乐。桃园结义,同甘苦共富贵的承诺,让他为后世做了一个大哥的典范;长坂坡为惜赵子龙摔亲子,成为千古帝王第一人;三顾茅庐求卧龙,比周文王渭水访贤的真诚更上一层楼。据此看来,三国志中评先主“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不是没有来由。 有很多人看不贯他的哭相,认为他的天下是用眼泪换得的。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也就会明白了。一个王者如果对臣子流下仁爱的眼泪,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唤起的将是那些忠贞之士血液中纵横稗阕的英雄气概,他们也会用死不足惜的热情去报效这种知遇。“君之才十倍于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嗣子不可,君可自立。” 千古留传的那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历来被人称颂,在世袭制的时代,一个君王敢把江山交托于外姓之人,恐怕历史上也只有他了。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坚持道德实践与政治进取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在政治斗争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刘备继承发扬了儒家“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把追求道德的完善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努力结合起来,靠“人和”开创了蜀汉基业。这种以德为本,建功立业,是刘备道德实践的闪光点,同时也是他被人误解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大都不屑涉足官场,在东方文化里,道德高尚与淡泊名利几乎成了同义词。因此人们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道德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道德只有与权力分离,才能得到升华和净化,有道德的人,也只有远离政治才能修成正果;政治需要的是权术而不是道德,道德是攀登权力高峰的绊脚石。尤其是乱世,道德与政治在人的心目中更是水火不容。有了这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就很难理解刘备的选择。东汉末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竞争激烈,社会严重失序的战乱时期,各路豪杰纷纷告别道德,以求轻装上阵,在政治角逐中捷足先登。唯独刘备不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逆水行舟,他没有走功利的阳关道,而是走上了道义的独木桥,加之刘备又打了个“匡扶汉室”的旗号,有些人便认定他不识时务,不合潮流,拉历史列车。我们认为,刘备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