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国民精神而从文

为改变国民精神而从文

 ——淡鲁迅笔下的精神麻木浅者
 
鲁迅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开创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世界上的文化巨人。他的笔下，有坚决反封建的叛逆者、有热衷科举的下层知识分子、有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劳动人民、更有冷漠、落后、不觉悟的精神麻木者，而这种精神麻木者在鲁迅的作品中占较大的比重。为什么鲁迅不厌其烦的浓彩重笔描画麻木者呢？
 先从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谈起。鲁迅于一九0二年怀着探求救国道路的抱负到日本留学。他在写这段经历时曾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就是这样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到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然而课堂上画片（幻灯片）的情景和内容改变了他医学救国的初衷。他说：“我竞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了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了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见，看了影片以后，鲁迅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处使鲁迅要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从文！这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站在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从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通过具有特征意义形象的塑造，揭示了辛亥革历史悲剧，意在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的前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精神麻木者的身影。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受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在思想又都是不觉悟的，麻木不仁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作者的爱憎感情，这些人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麻木的、无恶意的闲人
这类人是鲁迅作品中描写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他们麻木、冷漠，以别人的不幸为快乐，中国社会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所以鲁迅称他们为“无恶意的闲人”，并写一系列文章批判这些精神麻木的闲人。他在小说《药》中以厌恶的情绪描写闲汉们观看屠杀革命者的丑态：“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阿Q正传》中，写阿Q夸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杀革命者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而后来阿Q自己被当作抢犯示众枪毙时，吴妈也挤在人丛中看，观看的人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好”！！！”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写到“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酒醉似的喝采”原来是指日本学生在影片中看到枪毙中国“犯人”时兴高采烈的表现，他们拍掌欢呼“万岁”，使鲁迅感到“特别刺耳。”鲁迅回国后，看到一些闲人围观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时也象日本人一样在“喝采”，说明这些闲人的精神已经麻木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示众》里鲁迅全文刻画示众场面，对围观的群众予以辛辣的讽刺。在散文诗《复仇》及《复仇（其二）》中以愤激的笔触，批判了赏玩“他人的苦”的那些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