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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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对白居易讽喻诗价值的影响

白居易的讽喻诗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是典型的“政治功利”诗，他本人的理论著作《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后人也多不置疑。千百年来，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评判就一直围绕着“政治功利”的利弊问题经历了多次起伏。前后变化之大，说法之多，都是众多古典诗歌作品当中所罕见的，如胡震亨《唐音癸篚》云：“……少陵后，仍咏见事讽刺，则诗为谤汕时政之具矣。此白氏讽谏愈多愈不足珍也。”胡氏以“政治工具”论全面否了白居易的讽喻诗。自此，众说纷纭，但总体上是贬多褒少。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白居易的讽喻诗又因它积极干预政治而获得至高无上的评价，如称它是“现实主义的颠峰”，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等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政治功利”论否定白居易讽喻诗的言论又重新兴起，如说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是艺术上的失败”﹙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92期﹚一时间，肆意贬斥白居易讽喻诗又成了学术界的一种时髦！可见，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白居易的讽喻诗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如何正确的恰切评价它的价值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小的问题。
我认为，白居易讽喻诗历来评价不一，主要是因为评价者把“政治功利”当作衡量诗歌优劣的首要标准，并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褒或贬，以一种“功利”代替另一种“功利”。实际上，“政治功利”并不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关键因素，起码也不是首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再明白不过的“政治功利”了，难道籍此否定《诗经》的地位和价值了吗？屈原的《离骚》陈子昂的《感遇》，乃至杜甫的《北征》，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功利”诗，而并不见人否定它们的价值。因为文学的创作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个人因素相关的，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只是范围、程度不同而已。一件作品的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主题思想、内容题材、语言技巧等，“政治功利”说只涉及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以偏概全；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本来可近可远，这取决于诗人的个性和主观感受，评论者不能纯粹依据个人喜好、倾向来判定它们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评判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时，应该跳出传统评价标准这一圈子，只把“政治功利”看作是一个影响因素，而把主要目光转向作品本身。
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是一个诗歌创新的时代，激烈的动荡、日渐衰落的社会经济，给中唐的诗人提供了全新的主题和题材。尽管盛唐曾经创造过诗歌的“黄金时代”，人们艺术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大大的提高了，但中唐人们不可能重谈老调，新的时代迫使他们要为诗歌开辟新的道路，确立新的诗歌走向。白居易的讽喻诗就是一种大胆的诗歌创新和尝试。袁枚曾说：“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树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随园诗话》﹚这种尝试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甚至偏颇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盛唐诗歌高峰之后的诗人思想深处的矛盾冲突和创作上的浮躁冲动心理。白居易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他既想介入政治运动，实现政治抱负，又希望远离变幻错综的政治纷争，知足保和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加，官位的上升日渐占据白居易的头脑，因此其晚年创作的成就远不如早年。讽喻诗是白居易早年的尝试之作，是公认的价值较高的作品。在讽喻诗诗里，显示着年轻有为的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其基调是高昂向上的，但这并不避免白居易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在诗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