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陶渊明诗歌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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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陶渊明诗歌的审美对象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别具风韵、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留下的诗文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料。而农事题材——他诗歌中独特的审美对象，更是值得探究。
我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从《诗经》、《楚辞》至《汉乐府》，有其光荣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但在诗歌中反映农村劳动题材的不多，而把农事作为审美对象的更是少之又少。《诗经》中的《七月》、《丰年》对农事有所表现，也只是一种客观陈述，而没有把它作为审美对象来反映。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专业作家就多了起来。这些专业诗人属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不仅脱离劳动，而且轻视劳动。为此，在地主阶级的诗人作品中，很少有把农事作为诗歌的特定审美对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古时代的陶渊明时，才有了较大的改变。
陶渊明农事题材诗歌的问世，不仅是思想上的突破，更是诗歌艺术的创新。他发掘出了农事这个被长期忽视的题材的审美价值，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焕发出强烈的光和热。
一、总论
陶渊明的农事诗，既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可以看到他虽然作为一名诗人却十分注重对农民、对农事的关注，因此，了解一下他创作诗作所处的背景，这对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诗作的主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家庭是一个急剧败落的官僚地主之家，这对陶渊明的思想、生活、尤其文学上的成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陶渊明的家乡浔阳郡，是王朝和割据势力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军阀必争之地。
公元393年，陶渊明二十九岁，初次出仕，做一个很小的州祭酒，应该说很不得志。大概由于他性情刚直坦率，因而受不了作小官的那种拘束和折磨，看不惯官场中谄下骄上，胡作非为的种种黑暗行径。公元400年，陶渊明任桓玄佐僚，从京都还柴桑写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表现了行役之苦，“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公元404年，陶渊明离开桓玄，但是他对前途事业并未完全绝望。《荣木》为证：“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一年，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刘裕的参军，他一度对刘产生幻想，但入幕以后又失望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为证：“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写出作者刚离故乡为官，却又急于要归返田园的思想矛盾。同年秋，陶渊明作了80多天彭泽令，这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归去来兮辞•序》云：“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为之”。陶渊明十三年间断续的仕途生活，经过不断的思想矛盾斗争，就这样地最后结束了。
岁月流逝，陶渊明对黑暗政治的认识更趋深刻，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也与日俱增，最后终于在“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无比愤慨声中，带着“大济苍生”的未竟之志，象一只离林的归鸟，离开了污浊的官场，开始了新的更有意义的耕读生活。他于归田之初写的《归园田居》，将官场喻为“尘网”、“樊笼”，自己回到田园，投身大自然之中，有一种说不尽的喜悦和快感。日益没落的经济地位和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也促使他从鞠耕的实践中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找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农村，他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对农村现实有了更多的了解。长期农村生活的丰富感受给他们提供了农村题材诗歌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一方面亲身耕稼，从中领略自食其力的乐趣，一方面读书、饮酒、赋诗。陶渊明和农民长期相处、休戚与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感情，并以其诗人特有的敏锐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