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飞和李逵的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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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是人的艺术，人是戏曲的主人公，因为剧本是写人的，是“人学”，是具体的人、典型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而“人”是舞台的主体，因为戏曲的主体是演员的表演艺术，他要创造人物形象，体现人物的生活、思想、感情、命运及其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戏曲艺术才具有吸引力、感召力，供观众欣赏。戏曲艺术美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它和观众的直接交流所产生的亲切感。戏曲的对象是人——观众；戏曲的本体是人——演员。戏曲是凭借视听觉的直观，给观众以直觉的观感；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它给人的真实感往往是诉诸理解和想象的，是一种富有情感的活动。因此，人们在欣赏三国戏、水浒戏的时候，这情感多皈依到张飞、李逵等形象身上。这大概就是张飞、李逵形象多活跃在元代戏曲舞台上的原因之一吧！我们说三国戏中的拥刘贬曹的思想和水浒戏中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思想是为当时一般平民所能接受的，因像张飞、李逵的思想感情和在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事业的忠诚品德和效忠于刘备、宋江的忠义精神，是与老百姓素来所奉行的扬善惩恶的道德观是相一致的，故而张飞、李逵的形象就为百姓所喜欢、所赞赏了。戏曲观众对张飞、李逵的挚诚、带倾向性的情感是多维的：有推崇他们忠贞不二，其为“义死”的情操的；有赞扬他们疾恶如仇，抱打不平，拔刀相助高尚品德的；有喜欢他们勇武刚强、滑稽幽默性格的；有欣赏他们粗豪爽直，知过必改，果决痛快，磊落坦荡胸怀的。广大观众对张飞、李逵的喜爱、青睐，自然会使三国戏、水浒戏的作者，去大书特写这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同时也促进了三国戏、水浒戏的兴旺发达，经久不衰。
张飞、李逵形象之所以富有情趣，在于他们都是喜剧人物，还得力于滑稽表演。元杂剧的主要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务为滑稽”。给正面人物以喜剧性格，赋予民间色彩与民族特征。今天我们虽然见不到元代舞台演出形象了，但从剧本所揭示形象的塑造上，我们还是能窥知其一斑的。
首先，在张飞、李逵艺术形象中，蕴藏着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这和中国戏曲观众尊崇伦理、渴求道德力量是一致的、和谐统一的。张飞、李逵都是惩恶扬善的英雄。张飞见董卓、吕布、曹操等恶人，“更不答话，挺枪便刺，直杀入曹操七重围”，是个“好厮杀的天魔祟。”他在安喜县鞭打督邮，在虎牢关酣战吕布九十回合，石亭驿摔袁祥，当阳桥一声吼吓退曹兵。在《走凤雏庞掠四郡》剧中，写委派的耒阳县令只知吃酒，不理政事还坑害百姓，张飞星夜赶到去砍他的头，不料却杀出一个“钻出头来惹是非”的贪官主簿，表现出张飞疾恶如仇的品格。
《关云长千里独行》写关羽得知刘备、张飞在古城，就放弃亭后，“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的丰厚待遇，来寻失散的弟兄。张飞以为关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全不想桃园结义，见了关羽便不相认。当误会解除了他马上拜了几拜。后来关羽被害，他两泪如梭，誓为关羽报仇。爱爱僧分分明。李逵见了衙内一类的权豪势要，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他天不怕、地不怕，在恶人面前混身是杀气，代表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在出气、泄愤。在《双献功》剧中，白衙内仗势挟权，害良人施呈凶顽。孙孔目含冤负屈，黑旋风拔刀相助，劫囚牢杀了衙内和淫妇，“双献头”为民除害。在《还牢末》、《黄花峪》中，李山儿舍死忘生，拔刀相助，搭救李孔目出天罗地网，使刘庆甫夫妇团圆。从表面看，张飞、李逵的性格都粗暴急躁，像一团火一样，实际上是那“气昂昂，性儿刚”，武艺高强，英雄气概的表现；更体现出他们疾恶如仇，不畏权势的“行忠孝，辅佐朝”，“替天行道”的忠良品德。正因为他们能体察民情深知民间疾苦，以爱民忠义相标榜的缘故，所以才得广大观众的爱戴，百姓们把他们当作体己之人，可以信赖的人。
其次，张飞、李逵喜剧性格是粗豪爽直，天真磊落，快人快语，风趣横生，“核心是个‘真’字，这正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美学理想和伦理道德。人民群众喜欢真，反对假”。（齐裕昆：《李逵一—<水浒传〉里的喜剧角色》)他们的个性色调鲜明、浓郁、棱角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