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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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所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本文拟从《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动作性和个性化方面入手，小议《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一、《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
《西厢记》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尤应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多样性。
《西厢记》的语言的特色之一即是娴熟地运用典故。典故是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并且经过多次使用被不断加深含义的语言结构。借用典故极大的好处是能将无尽意蕴潜藏在极精练的语言背后,引发读者的想像和共鸣。《长亭送别》中出现了几处,【二煞】中,莺莺唱:“我这里青鸾有信须频寄。”青鸾即传说中能报信的鸟。李商隐也有诗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此中即蕴含着莺莺盼张生频繁来信,怕他冷落、忘却自己的忧虑。借典故抒情的使用和鉴赏都需要广博的阅读背景,才能深刻体验到诗人、词人欲讲而未明讲的无尽情意。此外,化用前人诗句融入自己的意境之中,也能通过前人创设出来的“意”增强作品的“蕴”。另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这种手法运用的典例。典故的巧妙运用一方面能使《西厢记》的语言美妙精炼，短小而意浓；另一方面又能激起读者对于典故的无限想像和对《西厢记》的共鸣。
《西厢记》语言多样性之二还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璨文采。虚词的使用使诗中落寞苍凉的韵味又上一重;而叠字的运用也有独特的抒情效果:《长亭送别》【叨叨令】中有:“熬熬煎煎的气”、“重重叠叠的泪”、“惶惶的寄”,叠加起来,真是字字血泪,句句深情,让人为之掬泪。《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唤的境界。
《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画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
《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还体现在雄浑豪放的曲辞和富有喜剧效果的话辞。 “[油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