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与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创作

戴望舒与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创作

 1857年，当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发表诗集《恶之花》时，不仅标志着象征主义艺术的诞生，也由此派生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众多支流，其影响波及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国诗人争先仿效或吸收，其中现代派诗人面对中外诗歌艺术的独特之处，在创作中实现了全新的艺术平衡。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更深为西方现代派诗风吸引，其中法国象征派对其影响尤为深刻。在此篇论文中，我将主要研究探讨戴望舒与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创作这一主题。
 一、戴望舒诗歌与中西诗歌艺术的融会点
 戴望舒的创作道路，一直与西方现代主义有着“沟通”。T.S.艾略特诗中的“荒原”意识，魏尔伦诗中的颓废伤感情绪，耶麦诗里质朴的美感，都可在戴望舒诗中找到对应，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法国象征派。
 为什么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向心力？译过法国象征派诗歌、在法国留学三年，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然而根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戴望舒本人的性格气质与法国象征派诗歌风格趋同，尤其是战前的他。戴望舒本身是一个个性怯懦而情感纤弱的诗人，中国黑暗压抑的社会现实更让他生活在幻灭感之中。他的诗里因此常布满灰暗情绪：
 唱啊，同情的雀儿，
 唱破我芬芳的梦境；
 吹罢，无情的风儿，
 吹断我飘摇的微命。
如此感伤脆弱的情感气质！因此，在他读到颓废伤感的法国象征派诗：
 霏霏细雨啊
 浸润着土地，拍打着房顶！
 那颗忧伤的心，
 聆听这细雨的低呼！
自然就似找到了“同声歌唱”的师者。另一方面，是诗歌审美原则的契合。戴望舒认为，“诗是一个人在梦里泄漏的自己的潜意识，在诗里泄漏自己隐秘的灵魂”。显然，诗人重视的是内心世界在诗中的表露，以“自我”为中心，而对外部世界避而远之。纵观诗人战前的作品，对客观社会生活进行观照和描述的诗是极少的。而作为现代派的法国象征派诗歌，也正是写个人的颓废与情绪，且善于用象征意象把情感、思想更曲折深刻地表达出来。这种内敛式的自我开掘与戴望舒的诗歌审美原则一拍即合，两者由此有了“沟通”的桥梁。可见，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所表现出的向心力是必然且自觉的。
象征手法是戴望舒向西方象征派吸收的重心所在，它作为一种舶来品，戴望舒并非生硬地照搬，而是艺术地结合到创作中去。试将戴望舒与早期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对比：李金发的诗作，象征意象牵强，诗风晦涩，语法更是混乱，读来不知所云；而戴望舒无论是语言、形式都表现得自然流畅，象征意象中往往流露出中国的古典意象美。两者成败的原因在于，李金发主要在海外接受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寥寥，所以当他用生疏的祖国语言作诗时，缺乏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生硬地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象征意象，诗是西化腔调的，模仿痕迹很重。戴望舒则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较为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修养，又广泛接触了西方现代派诗歌，使得诗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