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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鲁迅文学思想的“精神至上观” [摘 要]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关键词]儒家传统；思想模式；精神至上观 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还是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文化选择，就总体而言，都表现出对西方各种势力的侵入与挑战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建立在民族立场上的，其动机和目标是振兴中国，这个目标是本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果将实现这一目标看做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精英们的思考虽因时代而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从转变个人的思想入手，即个人的思想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我们姑且将这一主张称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 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人们常常把《(呐喊)自序》中鲁迅的一段自述作为依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从那一次以后就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到了东京搞文艺运动去了。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鲁迅“从医”，还是“从文”的理由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根据上面的解释，鲁迅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放弃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为交战双方的一方做间谍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这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鲁迅却因此得到三点认识：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的特别强调，与他所看到的那些极度悲痛和痛苦的“画面”似乎并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强调人的精神已经先在于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了。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印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人立，人立之后而凡是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