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忧郁之美(二)

    任何一种宗教，包括基督教的产生，都是建筑在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和痛苦之上的。宗教的出现，为人类重新建起了希望。虽然这种希望被设定得遥远而且虚幻，但至关重要的是它给了人类一种忍受痛苦的决心。它为人类忍受苦难的行为找到了充分必要的依据，那就是人生短暂，功名利禄为过眼烟云，并且现世的痛苦还是来世幸福的保证。在宗教的帮助下，生活在苦难中的人轻易就化解了心中的愁云怨气，转而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生活的不公，耐心地等待着来世幸福的降临。18世纪末期，尽管在人文主义的一次次进攻之下，基督教的权威性已远不及往昔，但在基督教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仍然不能摆脱它的影响。因为宗教似乎能解决他们心中所有关于人的疑问：欢乐的短暂，痛苦的频繁，人生的虚妄，死亡后的去向……宗教以一种让人无法反驳的的形式引导着人的心灵脱离苦海，走向解脱与宁静的彼岸。可见，宗教从来就没有与痛苦分开过，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层的人，宗教始终是他们痛苦时最有效的安慰。于是，基督教便理所当然地带上了一种忧郁的调子，无论是耶酥本人的形象，还是跪在教堂当中的人无一不是焦灼而忧伤的。耶酥为人类的顽愚与苦难而忧虑，等待拯救的人为来世的幸福而担忧。在教堂的吟颂中，我们找不到欢乐的影子，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寂寞的低吟和对上帝热忱的企求，耶酥以身作则地为人类做出了忍受苦难的榜样。痛苦中的人群拥向他，既有感激，又有怜惜，在“同病相怜”的心灵效应下，人们忍不住对着神像和神甫倾诉衷肠。于是痛苦忧郁奇妙地消失了，化解在那些庄严、神圣的音乐与同神的沟通之中。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们不仅是这些信徒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虔诚的那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用人道的眼光去对照基督教世界与当时混乱的现实时，选择不言而喻，只能是基督教。他们的忧郁在基督教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对应物。

     其次，部分作家寄希望于用仁爱拯救充满了仇恨的世界。在《勒内》中，夏多布里昂这样评价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古人中一点确实的东西都没有，在今人中一点美的东西都没有，过去和现在是两座不完全的雕像：一个是从岁月的废墟中取出来，破碎不堪；一个还没有从未来那里接受完美。”(注3)封建王朝的毁灭使往昔的一切都变得不确实；而启蒙主义的理想又在过于血腥的革命当中变得不完美，甚至令人恐慌。在无奈的凝望与对往昔的回想中，教堂的钟声适时地响起，传达着上帝的关爱和千古的神秘诱惑。想到宗教时，涌上他们心头的是一种人人相互友爱的温暖感情，与大革命的血腥相比，这更适合他们。他们仿佛看到了殉道者的热情与高尚，体验到了管风琴中心灵的震撼、仁爱、宽恕。这些东西既是宗教历来的出发点，又能恰如其分地化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抚慰忧郁绝望的心灵。他们断定这正是他们需要的，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宗教——基督教便在他们的笔端再一次蓬勃起来。在《基督教的真谛》中，夏多布里昂从废墟中搬回了落满尘土的基督雕像，全方位地对这样做法的必要性作了阐释：“……在以往存在的一切宗教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是最富有人性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它的教义、主张和信仰更可亲、更壮丽。”（注4）为了能够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夏多布里昂竭尽所能将基督教放到了一个尊贵的无以复加的位置上，他几乎将社会的一切成就都归到了宗教的名下。细看之下，我们会发现其实作家更为注重的还是宗教中富含人性的部分。他在小说《阿达拉》中，通过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宣扬了基督教的富有诗意的美与善。这才是夏多布里昂以为的宗教，它以爱为中心，用爱化解仇恨和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常人以为不能战胜的情爱也全蜷伏在宗教的脚下。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作为纷乱世界的一个反面，宗教显现出了它的庄严、博大、宽容与温馨，这些东西恰好是这一代文人所需要的。在失掉了信念、理想及各种“标准”之后，宗教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以他的阅历证实着它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那些忧郁心灵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因为他们必须得相信点什么。当人紧紧地揪住宗教的衣襟时，要么因为他对别人充满了爱，要么他很需要别人的爱，我想这一代作家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事实证明，不光是夏多布里昂一人觉得有企求宗教拯救的必要，拉马丁也为宗教描绘了一幅迷人的画面：“如果我能活一千年，我也永远不会忘掉那些求学的日子，那些祈祷的时刻，那些在冥想中度过的夜晚，和怀着狂喜的情绪履行职责的情况，那时候我一心想着上帝。”（注5）这种热忱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在他的诗作当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例证。在《谷》中他这样写到：

    “为使人意识到他，

    上帝创造了智慧；

    你要在自然之一发现万物之由！

    有个声音在说话。

    当精神静默之时：

    谁没听到这个声音在他的内心深处？”（注6）

     作者投向自然的怀抱是由于“生”已了无希望，而自然之所以能给予慰藉，是因为在静默的沉思当中你会感到上帝之爱。

    雨果也曾是宗教的赞美者，并且是一位 将仁慈博爱贯穿其一生全部作品的伟大作家。他这样解释诗歌的起源“由于爱表达对慷慨的上帝的感谢并使语言配得上他，就产生了诗歌，它从一诞生起，就分享宗教的胜利。”(注7) 雨果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反应了宗教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当我们联想到他们每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爱你的邻人”的熏陶，都曾虔诚地唱过圣歌，做过祈祷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基督教何以拥有如此的力量，那些受伤的、哀痛的灵魂会情不自禁地沉迷在宗教所能给予人类的美好的梦中。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看中的正是这种从古到今始终存在于宗教当中的力量——仁爱。有了仁爱，人类自然拥有了和平，他们将宗教当作一剂救世良方，希望用宗教的力量重整支离破碎的世界。岂知革命本身是血与火的冲突，不管你情愿与否，革命将人分成了若干种阵营。而文学家们超然世外的企求必定落空，他们对宗教的赞颂也必定在哀叹中收场了——这样，所剩下的自然就只有忧郁了！但宗教深化了忧郁，使其蕴含了更多的哲理和神秘。同时，忧郁也美化了宗教，使它更加人情化与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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