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演变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摘 要】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转换具有一定的规律。深刻认识、深入剖析这一规律，对于正确制定我国工业化中后期的农业政策，促进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业政策;演变规律;政治经济学 科学 、合理的农业政策，都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与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各工业化国家在相同的工业化成长阶段中，其农业政策均呈现出类似的阶段性特征;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变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深刻认识、深人剖析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演变规律，对于正确制定我国工业化中后期的农业政策，促进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转换规律 审视工业化进程中各国的农业政策，从中不难发现这些在具体内容上形形色色，迥然各异的政策措施，如果就其基本取向来看，无外乎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剥夺性农业政策和反哺性农业政策。剥夺性农业政策的实质在于促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净流人工业部门，实现以农补工。其主要实施手段包括:对农业课以较高程度的税赋，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工业性的农业投人品等。与其相反，反哺性农业政策的实质则在于，促使工业部门的剩余净流人农业部门，实现以工补农。这类农业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市场价格支持、直接收人支持、间接收人支持、其他支持等。对于上述两类农业政策还可以借助于生产者补贴等值(E)这一指标，做进一步的数量方面的界定。生产者补贴等值(PSE)的基本含义是:若政府取消现有的保护措施，农业生产者因此而承受的收人损失额。这一指标表明了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种种政策措施，从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那里转移给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可以用来近似反映农业政策所引发的农业剩余与工业剩余在两大产业间流动的最终结果。当PSE为负值时，表明政府实施了剥夺性农业政策，E的负值绝对值越大，说明对农业的剥夺程度越高;当PSE为正值时，表明政府实施了反哺性农业政策，PSE的正值越大，说明对农业的反哺程度越高;当PSE为零时，表明政府既未对农业进行剥夺，也未对农业进行反哺。这种情况虽然理论上存在，但现实生活中却很难找到。 二 、农业政策转换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溯源 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得出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而对于这一实证分析的结论，我们则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层面上予以剖析与诊释。 (一) 基本分析框架:农业政策决定模型。 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考虑到各利益集团可能对此做出的政治反应。换言之，农业政策的供给取决于相应的政治收益与政治成本。因此，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政府对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与压力不断做出回应的过程。农业政策从本质上讲，是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根据上述理论而构造的农业政策决定模型。横轴表示农业政策的PSE水平，纵抽表示政府预期提高一个单位的那E所引致的边际政治收益与边际政抬成本，可用支待者或反对者选票数的增减来计量。MR、MC分别代表边际政治收益曲线和边际政治成本曲线。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我们假定边际政治收益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边际政治成本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这是因为要求进行农业政策支持的政治活动的强度，很可能在一个较高的玲E水平上缩减，而同时抵制的力度又很可能增加。在此假设下，政府将根据“MR=MC”的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实施何种玲E水平的农业政策。 (二)刹夺性农业政策的理论论释 在工业化前期阶段，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均零散地居住在交通和通信设施都十分落后的广大偏远地区，他们获取有关农业政策的信息成本十分昂贵，以致对于由政府制度安排所引发的自身利益的变化情况知之甚少。同时，这部分农业人口尽管在数量上占优，但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民主权利和参政意识，加之组织化程度不高.相互之间缺少有效的社会联系，内部凝象力低下，因而并没有形成较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政府看来，即使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实行咫E水平较高的农业政策，也不会增加多少来自农民的政治支持所以，在工业化前期，具有支持和保护性质的农业政策的边际政治收益曲线为水平较低的MR。与农业人口零散居住的情形相反，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中，非农就业人口虽然数量不多，但却集中居住在大中城市里。这些城市工商业者的总体收人水平较低，恩格尔系数较高，对食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反应非常敏感。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必将加大其生活成本，增加其家庭预算压力，从而必然会遭致城市工商业者们的强烈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商业者们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更位得政治运作的机理，他们游说政府的能力远比农民大得多同时，由于都居住在城市.他们游说的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低于农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也较农民采取同样的行动少得多。此时，国内的理论和知识界，也出于民族主义和对外防御的理由，以及渴望本国尽快通过工业的发展而赶超先进国家的堪望.而更倾向于优先发展工业。对于政府来讲，反对增加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政治力量十分强大。这意味着.如果实行E水平较高的农业政策政府将会失去大量的政治支持。因此，这一阶段实行具有支待和保护性质的农业政策的边际政治成本曲线为水平很高的MC。第一个层次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主要是谈论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是一个相当功利的看问题角度，因为想增加农民收入是为了开拓农村市场，而开拓农村市场又是为了增加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繁荣国民经济。在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把重要的本质的东西掩盖了。第二个层次是从同情心的角度对农民问题做出评论。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个说法不错。但如果仅仅从同情心出发看问题，甚至用道德因素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农民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就看不清楚了，政策评价也就没有现实意义了。第三个层次是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关系。每个重要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都遇到农民问题，所以，注意国际经验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农民问题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摩尔发现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农民的状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同代价。按摩尔概括，历史上有三种现代化形式，都包含了不同的农民问题解决方式。一个是英、美、法的形式，暴力冲突在化解农民问题中起了某种作用：另一种是德国和日本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最后通过法西斯主义灾难释放了传统农民的社会压力；第三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形式，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急匆匆开始现代化历程，后来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然而，摩尔的理论概括实际上没有完成，因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刚开始破题。反法西斯的二战我们也经历了，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更曾是规模浩大，但我们还是没有解决欧美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 (三)反哺性农业政策的理论论释。 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和就业份额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逐步提高.其行使政治权力的意识日益强化。同时，伴随经济的发展整个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不断改善，农民获取有关农业政策信息和组织起来的成本均显著下降。此外，由于人数减少和利益趋同，农民集体行动中免费搭车的问题也明显好转。这 一切使得农民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强化自身利益表达的能力日趋增强。对政府而言，意味着实施支持与保护性的农业政策的边际政治收益将大大提高，相应的边际政洽收益曲线将从MR上移到MRZ。与此同时 ，由于国民收人的增加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受食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大大降低，对 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随着人们对田园生活的怀旧情绪和对环境保护兴趣的日渐提高，他们对高额农业补贴越来越能够容忍，对在经济增长中受到损害而陷人困境的农民越来越表现出同情。此外，由于非农利益集团的规模和数量都大为增加，使得在反对农业补贴的集体行动中免费搭车者也相应增多。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反对增加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对政府来讲，意味着实施支持与保护性的农业政策的边际政治成本不断降低，边际政治成本曲线将由Mc.下移至MC。因此 ， 随着工业化进人中、后期阶段，政府所确定的%更SE的最佳水平将由P1转变为P2。表明农业政策将由剥夺转向反哺。总之,工 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转换具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应根据我国所处的工业化成长阶段，及时、有效地 调整农业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以推动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