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与票号之比较

一、钱庄与票号的产生

1票号的产生

2钱庄的产生

二、钱庄与票号的发展

1票号的发展

2钱庄的发展

钱 庄 的数量和资本量都较前有明显增加

钱 庄 的业务范围正在逐步扩大

服 务 对象和开办者队伍进一步扩大

三、钱庄与票号的比较

1业务内容和活动有区别

2规模不同

3钱庄与票号的关系

四、总结

内 容 摘 要

山西的票号与江南的钱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早期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钱庄的产生较早，约在明末清初，它在乾隆时期获得较大发展，晚清时期更走向鼎盛。而山西票号的出现，约在道光年间，于晚清时期遍及全国，甚至扩张到海外的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它们虽然最后走向失败，但其存在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银行制过渡的一道桥梁，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钱庄与票号之比较

山西的票号与江南的钱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早期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钱庄的产生较早，约在明末清初，它在乾隆时期获得较大发展，晚清时期更走向鼎盛。而山西票号的出现，约在道光年间，于晚清时期遍及全国，甚至扩张到海外的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它们虽然最后走向失败，但其存在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银行制过渡的一道桥梁，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钱庄与票号的产生

1、票号的产生

票号是以办理汇兑为主、兼营其他存放款项业务的旧式金融机构。因其在承汇上，大多采取票汇拨兑方式，开具一种特别的票据，交与汇款人持往其付款所在地的联号凭票兑付，故称其为“票号”。

票号又称号商、银号或汇兑庄。最初一批票号都是由经营布丝、茶叶、烟草、冶铁的商号转化而来的，在我国历史上享有盛誉。自清朝道光至民国初期的百余年中，票号业务勃兴，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

票号起源于何时，现已无从考究，传说在清朝道光初年（1821～1824年）出现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是由山西平遥县商人雷履泰开设的，由经营铜碌为业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而成的日升昌票号，它专门办理津川间各商往来银钱的汇兑业务。日升昌票号的开设，采用汇票作为拨兑款项的信据，改变了因蜀道艰险，长途运送银钱困难重重的现状，以稳妥贴切的方法保证了资金安全，同时“借用来川售货款项并吸收当地官商富绅之积蓄，”达到增加商号自身营运资金的效应。继后，经营布社的山西人毛凤翙开设蔚泰厚票号，成为专营汇兑兼办存放款业务最早的两家山西票号。

以后，在平津及长江一带经营丝茶、布匹、皮毛、烟草、绸缎为业的山西富商群起仿效，纷纷改营票号。到1837年，全国已有票号7家。1851年，票庄已成为专业性金融机构，而分为祁、太、平三帮，它的业务也由此扩张。早期票号仅经营商号和个人埠际间的款项拨兑，以后随着业务的日渐拓展，举凡清政府下拨的军款，政府饷需丁银，上输的赋税，地方士绅捐贴及各省之间的相互协济款项，无不委托票庄包揽汇兑，因而形成“西帮票号汇通天下”及“一纸之信遥传，百万之款立集，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的盛况。

2、钱庄的产生 

钱庄 是 旧中国的一种金融机构，有钱桌、钱铺、兑庄和银号等名称。历史上，由于我国是一个货币多样化的国家，出于兑换的需要，钱庄便逐渐发展了起来。经过宋元明清几代的发展，钱庄已成为有严格运作制度、内容繁多的一种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除了兑换钱银之外，还具有放款、收受存款、存户可以签发银票向钱庄取款、汇兑等作用，特别是到了清末，钱庄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钱庄起源很早。相传乾隆初年，有个绍兴商人在上海南市开设炭栈，常常把栈中的闲资金用作银钱兑换，还放款给邻近的店铺与北洋船帮，获利甚钜。后来，他把副业当成正业，专营兑换放款业务，成为钱庄业的鼻祖。据碑刻记载，乾隆初上海钱业、炭业、豆业商人曾合办浙绍公所，也是一种较大的钱庄。随着工商业的逐渐发展，钱庄家数日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各钱庄为轮值承办祭业，已有钱业公所的设置。是年有钱庄17家，在公所活动中名列前茅的有石源隆、三泰源、正和庄、长元庄、凌太源等，当是资本最多、牌子最老的几家钱庄。其间究竟哪一家历史最久，可惜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了

二、钱庄与票号的发展

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深刻的矛盾和动荡。处在动荡岁月里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面临多种导致金融不稳的因素，诸如对外贸易连年人超，归还外债和偿付战争赔款等等。它们常常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和混乱，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票号的发展

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　57万两，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山西票号金融周转中出现了一个极富意义的现象，即是信贷活动见诸于汇兑业务中，包括因预收汇款而形成的存款（顺汇）和预付汇款而引起的放款（逆汇）两项。并且通过钱庄与众多的商号建立了融通资金的关系。

五十年代以后，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逐年都有新设的票号，而先前开设的票号也分别向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发展，纷纷筹设分号。上海的票号就是山西票庄在长江以南增设分庄的又一个据点。但最早在上海设立分号的山西票号，究竟是哪一家，现已极难考证。据史料记载，五十年代，票号在长江以南的分号绝大部分聚集于苏州、汉口地区，而在上海的分号则寥寥无几。《山西票号史料》上载：至1848年止，上海与内地尚不能汇兑，茶商将货运抵上海出售后，通常是购买杭州商人棉布，茶商将布运往苏州或售于苏州掮客，其间，这系列交易是在上海钱庄签发20天的期票下完成的。可见山西票号在上海的分号资本规模很小，业务经营也不做长期。

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清朝道光初年的票号业，在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它经历了上一世纪60年代重大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初期，又戏剧性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景象，但在辛亥革命政治风暴冲击下转向衰落，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趋于消亡。

2 、 钱 庄 的 发 展

钱庄的前身为银钱兑换业的经营者，要到“南京条约”以后，洋人在上海设置银行，才诱发国人改变钱庄营业内容，而从事现金的收解；再等到太平天国之役以后，钱庄才开始营存、放款的业务。  钱庄发展到清末才日益完善，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不但加速了沿海和内地的商品流转，扩大了国内市场，增加了产品输出，而且还加速了中国特别是腹地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钱 庄 的数量和资本量都较前有明显增加。

就上 海 而 言，1781年以前仅有钱庄18家，并且都居于南市。而到了清末，钱庄不但由南市扩展到北市，而且数量和资本量上都较前有明显增加。到1858年，上海城区和上海租界约有120家钱庄，资本也都在1一5万两银。在浙江，1785年以前全省只有宁波、绍兴、杭州、湖州、温州和兰溪等6个城市拥有钱庄，而到了同治年间，钱庄和钱业市场几乎遍及全省。这时的宁波钱业市场规模已经很大，日交易已有“数十百万”之巨。另外，以前钱庄多分布于沿海省份，清末则向内地发展，并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活跃起来。光绪末年的昆明就有钱庄142家，经营资本达4--5万两银。

（2） 钱 庄 的业务范围正在逐步扩大。

以前 钱 庄 的业务主要是放款和收受存款，钱庄的庄票也只起着存付手段的作用。而到了清末，钱庄的业务在逐步扩大，这主要表现为钱庄庄票的用途扩大了，除了存付作用外，它还具有了购买手段的职能。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借钱庄的庄票做生意，买卖豆、麦等物品，也可以进行转换收划银钱等。另外，这时的外商也对庄票发生了兴趣，庄票还被使用于进出口贸易中。据(上海钱庄史料)载，这时的钱庄已经成了馆客和洋商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庄票也成了他们推销洋货，收罗土产的重要工具。比如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多次派人到内蒙古一带收购皮货，而这些业务主要来自于天津钱庄的大力支持。

（3） 服 务 对象和开办者队伍进一步扩大。

清末 ， 随 着外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人侵和买办队伍的发展壮大，钱庄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商人和地主，它开始服务于外商和新兴阶层— 买办。如专门进行鸦片贩卖的沙逊洋行就拿庄票收购黄金，从事鸦片贸易。另外，钱庄的开办者队伍进一步扩大，除了原有的开办者外，一些买办也开始自设钱庄。如19世纪40年代买办杨坊开办的杨坊钱庄，1859年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开设的郭茂钱庄，以及他1864年开设的协记钱庄等。不但如此，而且这些钱庄大都请洋行出面来保证他们钱庄的信用。

20世纪初，值得一提的是钱庄业务范围的扩大。钱庄的贷放对象在过去主要是以商业和对外贸易为主，对近代工矿企业间或有所通融，但数量有限。现在随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初步发展，钱庄的活动范围伸展到生产领域，比较积极地向近代企业提供放款，这确是钱庄业务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

钱庄与票号的比较

业务内容和活动有区别

经过宋元明清几代的发展，钱庄已成为有严格运作制度、内容繁多的一种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除了兑换钱银之外，还具有放款、收受存款、存户可以签发银票向钱庄取款、汇兑等作用，特别是到了清末，钱庄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钱庄放款向以信用放款为主，抵押放款为辅。

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由于山西商人的势力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因而得以乘便提供这种服务。除了接受民间的委托外，山西票号也承担地方税收（解赴北京）与军、工饷银（解赴各地）的汇兑。票号可以经由票据的清划（clearance）抵兑，不必直接运送大量的现金，因而既安全，又省运费，从而获得不小的利益。

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以上海、汉口两地特别发达。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2、规模不同

钱庄虽也是做金融生意，但与票号比，规模就小得多。它的主业，起初是做银钱兑换，也就是银锭与铜钱之间的兑换，后来虽也经营金融存贷了，但生意也仅限于本埠范围。所以它没有外地分号，金融吞吐量也就有限了。以清末、民初上海的情形来说，钱庄可以依规模及营业的内容区分为两大类：1.汇划庄，为如入钱业公全（具有票据交换所之性质）者。各庄所发行的期票——庄票——可以互相抵兑，不必支付现金，与现代银行的支票制度相似。2.元、享、利、贞字号庄：此四种庄分别经营现金收解与兑换。 总而言之，钱庄业经营的内容较为狭窄，往来的客户也以同一城市的商人为主，不似山西票号之具有全国的影响力。

钱庄资本小，遇到较大用项，就常找票号拆借。而票号主业，是做异地码头间的金融汇兑，银款来往量大，周期也长。常有闲资，也就放给钱庄、当铺，及时生些利息。在这种依存关系中，当然是钱庄弱小，票号强大。

3、钱庄与票号的关系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四、总结

综上所述，晚清四十余年中，处于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旧中国，在对外贸易日益开拓，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急遽渗透的情况下，旧有金融业中的钱庄和票号都以各自的不同职能，被卷入到较前远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去，从而逐渐地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就钱庄和票号两者的联系来看，积聚和流转于票号手中的公私款项构成了票号的营运资本，它对于钱庄的贷款则是票号资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钱庄获得营运资本的主要来源。人所共知，钱庄资本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商业行栈和富裕的商贾。这种情形在全国主要的商业城市里大致相同联系到本文在前面对钱庄、票号活动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经济活动的实际表明，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已经成为从职能资本的运动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具备了借贷资本的性能。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钱庄对于近代产业的直接投资和提供信用，票号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过程中，从通融资金到直接投资等等，都反映了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即从商业高利贷资本逐步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依据的借贷资本转化。尽管到20世纪初，钱庄、票号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上以及对学徒职工的使用和剥削上，都还保留着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些落后的方面毕竟是旧时代的残余。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它们也处于自我减弱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并且在本行业内已经不居于重要的地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中。”⑤(着重点是原来就有的)在考察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性质变化时，应该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剖析，而不宜过分拘泥于它们的枝节，以致舍本逐末，疏忽了它们在性质上确实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

参 考 文 献

1、钱薇 《旧上海的票号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

2、张国辉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8 

3、林地焕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06-04-20

4、杨天宏 《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中华文化论坛 2002年01期

5、中国财经报 《票号与钱庄》2007-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