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

XCLW181035 浅谈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

一、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社会背景················3

（一）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必要性················3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有利条件···············3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诞生和发展·················4

（一）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诞生···················4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5三、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6

（一）什么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6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的具体表现·············6 1、民族资本金融业的积极性和革命性··············6

（1）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6 （2）抵制外国金融业，打击外国金融业的扩张势力········7 （3）关注并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9

2、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9 （1）民族资本金融业和官僚金融业的联系············9 （2）民族资本金融业遭受来自官僚金融资本的排挤········10

（3）民族资本金融业遭受来自外国金融资本的阻碍········10

四、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对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启示········12

内容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势力，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呈现三国鼎立之态，相互激烈碰撞与交融。本篇文章主要介绍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浅析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并就其两面性对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何启示作简短点评。

关键字：民族资本，金融业，两面性

浅谈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

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必要性

金融是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也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的经济方式。金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必然出现的产物。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兴起，但由于它们都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中，受其影响，二者均不能独立自主发展，但金融业的兴起必然也会有效回馈于经济的成长。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产生的有利条件

1、思想意识条件：

（1）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残酷压制反清和进步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面对社会现实，揭露腐败现象，呼吁革除弊端，提倡“经世致用”，并著书立传，如《四洲志》《各国律例》《海国图志》等，解放人们思想，开阔人们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

（2）1859年冬，为振兴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文中提到“在经济上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取代封建生产方式，奖励技术发明，兴办保险事业”等。它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当时先进中国人最早提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3）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这些人被称为“维新派”。早期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利用本国经济力量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4）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有力的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大。“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

2、社会经济条件：

（1）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分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

（2）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入侵，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客观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条件。同时，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想办厂，要有资金，鉴于钱庄、票号的相继没落，民族资本金融业从官助民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悄悄发展起来了。

（3）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此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政府奖励实业救国，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工业，而民族资本金融业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壮大也逐渐成长起来。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诞生和发展

（一）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诞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业兴起的一般规律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货币经营业的发达，然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货币经营业兼有借贷中介的特殊职能，吸收社会上一切可用资金供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使用，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兴起，从总的方面看，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发展规律。它也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兴起，并继续发展下去的。

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尽管那时洋务运动已经破产，但还是可以说它是洋务运动留下的产物。这家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的成立，比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银行——丽如银行足足迟了半个世纪，中国通商银行从筹备到成立，充满着矛盾和曲折。1896年,盛宣怀督办京汉铁路，原拟由官股开端，再招商股，但因需款太大，不积聚社会资金无以举办。在招股筹资的困难中，又因受外资银行的挟持而感到有开设本国银行的必要。因而，盛宣怀向光绪皇帝上奏《自强大计折》, 并附“请设银行片” 。由于涉及利润的分配，投资人的权益，政府的特权等一系列问题，加之殖民主义者的觊觎，或要求合办，或申请将银行设立在他们控制的“国家银行”之下，总之，这第一家华资银行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倾轧剧烈以及外国银行插手的情况下，几经波折，才于1897年5月在上海正式开业的。

此后，各种官商合办的银行如地方性银行也陆续成立，20世纪初，还出现了纯粹的私人资本银行，如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它们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官股，也不像中国通商银行那样由户部拨款，它们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当权人当时的身份也不是官僚而是资本家，这三家银行的设立，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中国民族资本金融业诞生了。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

20世纪初，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蹒跚起步，西方先进金融文化也频频影响并催生着民族资本银行业的觉醒。在摆脱贫苦落后、封建守旧桎梏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业开始了自己的创新求存之路。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银行趁势崛起，其中，尤以“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为南北民族资本银行之杰出代表群体。他们势力范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南、北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是我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随着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继结束，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资本家相对自由的投资热土。虽然外国银行在上海金融界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其业务量已有所下降。国内新式银行趁势发韧，希望从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对上海金融的控制中争得一席之地。

据史料记载，由清末1897年起到1913年的十七年时间内，包括地方银行在内，中国的新式银行总计不过30多家；若只算私人银行，仅仅17家。但在1914年到1925年这一期间内，新成立的就有125家银行，其中仅1921年一年，借北洋政府滥发公债，银行业大搞投机活动就成立了23家，超过站前17年民营银行的总和。

三、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

（一）什么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如正面和反面、积极与消极等，民族资本金融业也是这样。民族资本金融业伴随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和逐渐壮大，它的出现对国内在某些领域又发展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中国工商业、公益事业发展，对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金融势力的入侵，帮助动荡的旧中国逐渐摆脱外国金融对中国金融、财政的控制和对外国金融的依赖。

但由于民族资本金融业和工商业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从而不能独立发展成长。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要求。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导致其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妥协的一面。

（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的具体表现

1、民族资本金融业的积极性和革命性

（1）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

19世纪末，仿照近代西方银行制度而建的华资银行陆续出现。继官商合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后，众多新式商业银行在全国经济金融活跃地区创办设立。北洋政府统治前期，与“北四行”齐名的“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为服务社会、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秉持“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的经营宗旨，提倡“不厌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开办的“一元储蓄”，使社会民众了解储蓄意义，鼓励民众储蓄，数年之间同业纷纷效仿；其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既有树立企业社会形象、便利客户商务旅行之初衷，也有助国人开阔眼界、增加休闲活动之意。

浙江兴业银行则被近代著名企业家“火柴大王”刘鸿生赞誉为“企业家自己的银行”。其他知名企业如荣氏家族的福新、茂新面粉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永利制碱公司等，也都曾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大力支持。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修筑钱塘江大桥，向政府提交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筹备报告》，提出建造大桥跨越两岸，能联络贯通浙江东西公路及浙赣、沪杭甬等多条铁路，对浙江本身经济文化发展，乃至全国交通、国防关系巨大。

浙江实业银行则积极参股投资实业，支持近代沪、浙两地工商业发展。1931年，浙江实业银行发起组建银团收购杭州电厂，并于1933年成立杭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当年即实现纯收益37.86万元；1934年发起创办上海鼎鑫纱厂等。1945年9月，其与两家美国公司共同投资500万美元，组建中国投资公司，研究国内外投资途径，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并求实现将来为国内工商企业在纽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等愿景。

（2）抵制外国金融业，打击外国金融业的扩张势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商银行的势力仍在持续发展之中。不过，此时的中国金融格局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华资银行以相当大的势头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几年，被称为华资银行的“黄金时期”。同时，随着国家银行体系的最终完成，外商银行独步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遭到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中国国家金融体系逐渐完成

在经历了一战期间的蓬勃发展之后，1925年发生的“五卅”爱国运动给华资银行的发展再次带来良机。此时外商银行吸收的华人存款被大量提走，库存现金不够付现，所发行的钞票被拒用，一度陷入颇为窘迫的境地，相对应的是华资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增加。随着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的增加，华资银行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近代银行经营意识和实践经验的经理人如张嘉璈、李铭、陈光甫、钱新之等，在事业的成功中崭露头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在其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其财政金融政策基本上是有利于近代银行发展的。政府一方面加强了金融垄断，迅速建立起“四行二局一库”（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的金融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兼并了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行准备不足的老牌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并将整个钱庄业置于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这一系列措施的顺利实施，使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银行业处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②华资银行分润外汇市场

当时，外汇市场完全由外商操纵，新生的华资银行要想涉及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和国际汇兑等领域，经常受到外商银行的歧视性待遇。华资银行力图改变这一局面，而中孚银行走在了变革的前列。该行在1921年时与国外17个城市通汇。

1917年～1918年，因为华资银行根基已较稳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洋商和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各种业务，包括国际汇兑业务在内，都曾经一度衰退，华资银行经营国际汇兑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陆续设立国外汇兑部，并且亦有专营国际汇兑的银行设立。1923年～1927年，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前为止，经营外汇的华资银行不仅增多，而且其经营业务，亦以转入押汇、信用证书等为主。

上海华资银行外汇业务的扩展，使之要求分享外汇市场利润的愿望逐渐强烈起来。外商银行为了维护其在外汇业务的固有垄断地位，先是拒绝华资银行加入国外汇兑银行公会，继而妥协为成立联合组织。

尽管外商银行仍然在上海汇市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也仍然是上海外汇市场的实际控制者，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挂牌牌价始终是中国实际有效的汇率，国民政府对汇市稳定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外商银行的合作，但不能否认的是：华资银行逐渐在外汇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华资银行钞票开始盛行

因为华资银行蓬勃发展，对于一切业务无时不在改进，外商银行自然受到相当的影响。以纸币为例，以前通用的，几乎全部为外商银行所发行，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中交等钞票，虽在上海有流通，但信用反不如外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到1930年代初，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大部分都是华资银行所发行的了，而外商银行的纸币则绝无仅有。据统计，在1935年币制改革时，外商银行纸币在上海流通300万元，天津流通150万元，合计450万元，仅占当时总发行额的15‰。这表明了华资银行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商银行势力的减缩。

此时的华资银行无疑已成“一方诸侯”，与外商银行和钱庄成鼎足之势。当然，所谓鼎足，不是绝对平均，在许多方面，外商银行的优势仍是明显的。

（3）关注并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但直至民国时期它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民国时期，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即使有心顾及黎民，也因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显得力不从心。既然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善组织来承担。这一时期，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退出政坛后，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同时，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申报》也多次登载朱葆三的义举“红十字会绅董朱葆三观察刻因时届降冬，特制成棉衣三百套，解送东三省俾居民藉以御寒”“江浙皖水灾义赈会昨日下午五时开第一次董事会，到者朱葆三、史量才、徐静仁、叶慎斋、杨信之……”等等。1926年夏季，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由于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朱葆三谢世后，为表彰其在社会公益和市政建设上的功绩，上海法租界当局特意将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以中国人命名的第一条马路。

2、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民族资本金融业和官僚金融业的联系

1840年后，由于清政府在外交领域上的疲软，不敢得罪西方列强，且对外商银行在金融与财政领域内的退让与依附，使其自身陷入被外商银行压榨与要挟的困境之中，同时也使其逐渐意识到应该创立自己的银行，终于在1897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国首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后，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比如，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及其业务经营等问题上，给予民族商业银行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续施行满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同时也较少干预民族银行业，使得民族银行业的自主性增强，形成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

从政策成效上看，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一股同外商银行竞争的新生力量；民族银行业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懂专业、熟悉国际业务、掌握英语的银行管理人才。

（2）民族资本金融业遭受来自官僚金融资本的排挤

南京政府成立后，实行金融垄断政策，建立和发展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还对商办银行采取压制政策，把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商办银行的监督和检查，限制新商办银行的设立。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新的《银行法》，但仅用于商办银行，且管制过于严格。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所发之钞票为法币，实行通货贬值政策，扩大纸币发行量，继而又使其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法币的崩溃；后又发行金圆券，但很快也崩溃了。

金融垄断极大地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极力压制和剥削民族资本金融业，导致其逐渐走向衰落。

（3）民族资本金融业遭受来自外国金融资本的阻碍

基于时代背景及民族资本金融业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自成立以来，民族资本金融业就一直受到官僚资本金融业政策上的排挤，不仅如此，外国金融资本的强势存在也使得民族金融资本的发展步履维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控制进出口贸易，垄断国际汇兑

一般而言，为满足国际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然而在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喧宾夺主，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洋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2/3，在整个汇丰系统所运用的资金总额中占有重要地位，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汇丰银行还在国际兑换业务中，利用金银比价涨落的差价谋利。汇丰银行通过操纵这些雄厚的资金，利用旧中国币制混乱、银两银元并用等弊端，及时换算，收取巨额兑换利润。

其他外商银行如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正金等家，虽各有挂牌，不过相较汇丰而言，对外汇市场影响较小。外商银行垄断外汇，操纵汇价，不仅有力地支持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资本输入，而且还从汇价变动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掠夺。

②操纵中国金融市场

外商银行不仅垄断中国对外国际汇兑，对中国金融市场也进行了控制。首先，外商银行在中国开展存、放、汇等银行业务，并发行纸币。

由于外债借贷与赔款经收的缘故，中国关税和盐税均存于外商银行，尤以存储汇丰银行为最多。中国金融界损失了调剂资金，外商银行则借此增加了实力，从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除了大额款项的存储，外商银行将触角也伸向了中小储户，其手段就是开办储蓄业务。由于外商银行得到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雄厚、准备充分，加上在租界不受战乱波及，不受政事影响，因而营业稳定、信用较高。

各外商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外国在华企业，有时，中国企业也能得到其贷款资助。此外，外商银行还通过拆票的方式放款给钱庄，将钱庄置于其控制之下，通过钱庄这一桥梁，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到中国农村。

由于外商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未得到其同意，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单靠中国金融界与财政当局，均无法进行。1933年，国民政府为“废两改元”所组织的审查新币委员会中，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华比、德华、荷兰、沙逊等银行都派出了经理担任委员之职。

外商银行控制中国财政和金融，后果极为严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此说并不过分。

四、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对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两面性体现在积极性和革命性，软弱性和妥协性。不难看出，民族金融业的两面性对当前我国金融业有深远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开始逐步放开金融领域，这为解决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各种金融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一，政府应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禁止行政垄断。民国政府建立和发展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还对商办银行采取压制政策，把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行政垄断具有强制性，垄断效益几乎为零，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因此应坚决禁止行政力量对金融市场的垄断行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政府应发挥金融监管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不应参与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一方面，垄断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对国家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完善金融机构组织和管理机制。一方面，民族资本银行自身发展的内部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影响了银行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中对于民族资本银行约束机制少，行为规范缺乏有效监督。民族资本银行中最开始兴起时基本上都是以汇丰银行的发展模式为“蓝本”。外国资本银行自身实力雄厚，银行内部各方面制度完善，辅以各国政府的强力支持，排除了很多对银行发展的不利因素，这是民国初年民族资本银行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对于我国现在的商业银行发展，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银行，应注重银行内部组织机制的建构，避免内部管理混乱。还应注意对商业银行发展进行合理必要的监管，建立防范风险的金融机制，营造金融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三，注重培养和发展金融领域人才。民国初年，很多来自江浙地区的新一代资本家，接受新式教育并留学海外，学习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和管理技能，成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强资金实力的知名银行家。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起人兼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继庼、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等。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出现了网络化、货币一体化、服务现代化、风险扩大化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教育，培养金融人才是21世纪金融全球化竞争的制胜之本，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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