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Many countries strive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oping that knowledge brought by multinationals will spill over to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In contrast will earlier literature that failed to find intraindustry spillover from FDI, this study focuses on effects operating across industries. This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industry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China, using econometrics method with the factors -- such as capital, materials, foreign share and backward spillovers – to set a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model. We get a conclusion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put a negative backward spillover effect on upstream sectors in short-term.
Key words: FDI backward spillover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迅速,2003年已经跃居全球首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普遍认为FDI的流入能带来紧缺的资金、新的技术和市场营销手段,以及管理技术。由于FDI被政府期望将带来这些潜在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方面,FDI的贡献受到了特别的强调,我国的各级政府总是希望通过FDI带来的技术转移所产生的结果,能超过在项目中外国的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并通过相关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国内生产企业受益。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由于国外投资的出现,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的必然存在性。[ 现在国际上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主要分为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前者有如Caves(1974)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引出效应的检验,Liu(2000)对英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 等;后者也包括了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检验,发现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普遍的副溢出效应,Damijan(2001)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等专项经济国家企业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并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的存在。]正如Dani Rodrik(1999)指出:“现在的政策文件中充满了对FDI所到来的正外部溢出效应的主张,但却很难找到相应的确切证据。”事实上,效应的不确定性和数据的局限性这两个亟待解决的困难,阻止了研究者提供FDI的结果将产生正的外部性的最终证据。现在,基于公司层面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许多早期文献所面对的问题,然而,这一信息的出现并非是值得乐观的。
国际上,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以案例研究,该方法包含了财富的价值信息,通常是有益的(例如Moran, 2001),但该方法往往关注于特定的FDI项目或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因此较难普及与推广。第二类是工业水平的过剩研究,大多数的此类研究显示:FDI的存在和部门内部的人均增加值正相关。但是,因为大多数研究有赖于交叉部门的数据,其缺点是在建立目的性因果关系上存在困难。因而存在这样的可能,其正效应的产生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能力的溢出效应,而是基于外资企业在高生产能力行业的本土化趋势这一因素造成的。这一正的相互关联作用的产生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FDI流入使得生产能力较差的公司退出,同时使外资企业增加他们本国的市场占有率,而这两者都将增加该产业的生产能力。第三种类型是基于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主要是检验在部门内国内公司的生产能力与FDI产生的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这种方法的大部分研究,如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纳哥[ Mona Haddad and Ann E. 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42, 1993, pp.1-74],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Brian J. Aitken and A.E. 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or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 1999, pp.605-618], Djankov和Hoekman(2000)对捷克,以及Konings(2001)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研究,都没能解决FDI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溢出效应的疑问。研究者们既忽略了去找寻一个重大的影响,又没有找到行业内负的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最近Haskel(2002),Keller和Yeaple(2003)所做的分别针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对FDI所存在的正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值得相信的证据,为工业化国家描述了一幅乐观的图画。
而在国内,FDI的溢出效应在最近几年才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讨论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如陈涛涛(2003)[陈涛涛. FDI中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2003.9,pp23—28]提出充分竞争是行业溢出效用的有效机制,孙舒平(2004)[孙舒平.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2,pp71—76]分析了FDI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运用国外研究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数据进行检验论证。如吕世生、张诚(2004)[ 吕世生、张诚. 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6,pp72—77]以天津为例,运用Haddad和Aitkin模型得出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理由认为,研究者们进入了一个寻找FDI的溢出效应得误区。外资企业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获取收益才是他们的最大目的。因而,总存在着这样的冲动,阻止可能增强本地竞争者的相关信息的泄漏。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相关技术对当地供应商的影响,将使当地供应商可能从中受益。因而,FDI的溢出效应更应是纵向的,即垂直的,而不是产生于同一行业的内部。换而言之,溢出效应更有可能是通过反向关联,在本国的中间产品的提供者和他们的外资企业顾客之间产生的。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吸引早期研究者的注意。这种情况似乎是合理的,源于外资企业,存在于上游部门的溢出效应,归因于先前在国内较低的生产效率;或是技术上更先进、更低廉的投入的提供;或是伴随的补充服务的提供。正如Blomström et al.(2000)提出,经验主义的分析几乎不会考虑纵向型的溢出效应。这一可引起注意的例外,已经出现在了Blalock(2001)对印度尼西亚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的论文中,以及Javorcik(2004)[ Javorc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rough Backward Linkag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6, pp.605-627]基于立陶宛交叉部门的企业层面最近的信息的论文中。他们都通过反向关联提供了这个的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
此项研究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检验国内公司的生产能力与外资企业的存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联,无论其实下游生产部门(潜在消费者),还是上游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的潜在提供者)。检测这一效应的存在,将支持存在垂直的溢出效应这一观点。
第二,这一研究通过说明纵向溢出效应,超出了已经存在的文献。这一方法检验了纵向联系的利益阻塞是否与国外所有权公司的分支机构的程度相关。基于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和对投资者的调查,这一被推测出的因素将影响外资企业对本地上游生产部门的信任,进而由反向关联带来的潜在收益,但是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得知,它们的影响,特别是在国内还,没有被系统检验过。
本文将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将对溢出效应的渠道进行简介;第二部分,讨论FDI流入我国后的数据分析和模型估计描述;模型修正及估计结果的分析将在第三部分提出;第四部分将就全文做出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对资本、原材料投入、外资所占行业比例、反向关联溢出等影响工业总产值的重要参数的引入和建模,我们提出了FDI对上游生产部门的工业总产值会在短期产生负的反向关联溢出效应的这样一个结论。
从上述对模型的分析与检验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正确地认识和利用FDI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急需国外资本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首先,对于前文所提到的部分垄断型行业、与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可以进一步开放,一方面可以让外资在东道国原料采购、加速上游供货商技术水平改进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与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能利用充分有效的竞争,使本地企业把这种压力转换为自身完善的动力,从根本上获得溢出效应。
其次,应当正确引导与使用外资。尽管逐利是外资的主要进入目的,但对于外资仍应当分清其进入中国的类型加以引导或是限制。避免在对待FDI的某些优惠政策可能会伤害到国内行业对稀缺的经济资源的需求。
最后,我们应当意识到,尽管从短期看FDI的流入产生了负的反向关联溢出效应,但这将会使得国内行业积极地进行调整和适应,最终通过自身的完善,吸引下游外资行业加大在东道国的采购等获得长期稳定的FDI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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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ona Haddad and Ann E. 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42, 1993, pp.1-74
[ 4] Brian J. Aitken and A.E. 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or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 1999, pp.60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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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Javorc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rough Backward Linkag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6, pp.605-627
[ 8] 孟良、宣国良、王洪庆. 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6,pp36—40.
[ 9] 陈涛涛. FDI中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2003.9,pp23—28
[10] 孙舒平.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2,pp71—76
[11] 吕世生、张诚. 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6,pp72—77
附 录:
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