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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党员领导干部耻辱行为的“零容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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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LW174229 论对党员领导干部耻辱行为的“零容忍”策略
论对党员领导干部耻辱行为的“零容忍”策略3
一、“八耻”是“八荣”的基础和前提3
二、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践行“八耻”5
三、“零容忍”是根治党员领导干部八项耻辱行为的有效策略6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践行“八耻”,党和人民对其耻辱行为,应采取“零容忍”策略,防微杜渐,严加惩处,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成整个社会文明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在反腐倡廉工作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廉洁政治建设是我们的保障,没有廉洁政治建设我们民生不可能顺利地建设,我们国家的稳定,我们目标实现,都没有保障,都不可能的,包括也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八耻”是“八荣”的基础和前提,“八荣”则是社会道德发展的导向和目标。只有根除八项甚至更多的耻辱行为,才能形成崇尚“八荣”的社会风气。其中,党员领导干部是一面旗,在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甚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起着导向作用。
[关键词]:零容忍;反腐败;廉洁;贪污受贿;荣辱观
论对党员领导干部耻辱行为的“零容忍”策略
2006年3月4日下午,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目的是确立起人人皆知、普遍奉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简称“八荣八耻”。“八耻”的具体内容是: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好逸恶劳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耻”提出了八项耻辱行为: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
在十八大报告中在反腐倡廉工作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廉洁政治建设是我们的保障,没有廉洁政治建设我们民生不可能顺利地建设,我们国家的稳定,我们目标实现,都没有保障,都不可能的,包括也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由此,从当前社会文明道德发展状态来看,“八耻”是“八荣”的基础和前提,“八荣”则是社会道德发展的导向和目标。只有根除八项甚至更多的耻辱行为,才能形成崇尚“八荣”的社会风气。其中,党员领导干部是一面旗,在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甚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起着导向作用。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践行“八耻”,党和人民对其耻辱行为,应采取“零容忍”策略,防微杜渐,严加惩处,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成整个社会文明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从当代中国的制度安排来看,执政廉洁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执政廉洁关系到执政地位强弱甚至兴亡。其次,领导和执政的双重使命决定了执政廉洁的重要性。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决定了它的一切奋斗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是保住执政地位。这样的价值诉求内含着执政廉洁的必然要求。
一、“八耻”是“八荣”的基础和前提
从当前现实的社会道德状况看,党员领导干部的八项耻辱行为相对还比较多,已经危及整个社会良好道德的发展。私以为“八耻”最为关键,如何杜绝八项耻辱行为,可能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首要任务。知耻、行为不耻应该是社会道德文明的最基本要求,而“八荣”是社会道德文明所倡导的方向和最终目标。如果能做到“八耻”何愁“八荣”?
深层次来讲,“八荣八耻”关系到人生价值、人生意义,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正如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所提倡的世界观,是一种超现实世界的观念。在论证世界观教育过程中,蔡先生提出了“六疑问”:“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所谓国民若人类者,有何等价值乎?且如是,则就一人而言之,杀身成仁也,舍生取义也,舍己而为群也,有何等意义乎?就一社会而言之,……争一民族之自由,不至沥全民族最后只一滴血不已,……有何等意义乎?且人既无一死生破利害之观念,则必无冒险之精神,无远大之计划,见小利,急近功,则又能保其不为失节堕行身败名裂之人乎?……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乎?”
我想这正是对当前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最有力、最核心的诠释,也是有力的论证。
政府控制腐败会降低腐败的不利影响,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质量。良好的治理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从而带来更高的收益。。政府反腐败力度是继资本投入、政府支持和城市化之后第四位解释地区收入差距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论采用哪种衡量方法,具有较高反腐败力度的县比其他低反腐败力度的县拥有更高的平均收入水平。
这表明关于反腐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
就个体而言,在践行“荣耻”上会出现四种情况:做到“不耻尚荣”,是高尚之人;做到“不耻有荣”,是中庸之人;做到“有耻无荣”,是低贱之人;做到“有耻有荣”,是卑鄙之人。我们倡导的是前两种,推崇不耻尚荣,更要极其警惕和斩除有耻无荣和有耻有荣的行径。从这四种情况可以看出,“不耻”是“荣”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做到“不耻”,才可能做到“知耻而后勇”。
二、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践行“八耻”
当前,倡导“八耻”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是拯救力挽社会文明道德的“及时雨”,重倡和唤醒崇高人生价值的“当头棒喝”。近年来相继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小月月事件”、“毒牛奶”“毒馒头”“微笑局长”和“表哥”以及媒体相继报道的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案,都折射出当前社会文明道德的缺失,法律尊严受到严重践踏。可以说这些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有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耻”,可能党员领导干部要负主要责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3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8025件、41797人,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16472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603人。可见,不“知耻”即使“知耻”仍“行耻”的党员领导干部还大有人在,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据《工人日报》报道,一项由国内权威网站发起的“本次两会,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网上调查活动,在业已统计的14520票有效投票中,“反腐败”以12515和86.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而且在投票进程中,这一热点始终保持领先势头稳居榜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提升执政道德水准、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文明道德风尚,已经迫在眉睫,否则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将严重扭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应该践行“八耻”,这应该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常言道:“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领导干部是一面旗帜,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起着表率作用,代表着党的纯洁性,体现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首先在各项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率先垂范,做到知行合一,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在人民群众中有威信,进而带头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地理解和坚持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名党员,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带领身边和周围的人干好本职工作,不仅要看党员及他们所率领的单位和部门都干了些什么,更要看他们干成了什么。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相反,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些党员经受不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在所谓的政绩面前,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党员队伍中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的警惕。
总而言之,在大力倡导“八荣八耻”时,根据当前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出现的文明道德异化现象,首要解决的是八项耻辱行为,其中党员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走在人民群众、广大普通党员前面,以身作则,洁身自好,根除八项耻辱行为。
三、“零容忍”是根治党员领导干部八项耻辱行为的有效策略
“零容忍”(zerotolerance),是容忍度的一个极限,即容忍度为零。“零容忍”的理论依据是1982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提出的“破窗效应”,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透过“破窗效应”,形成了一种共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而“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正是一种有效合理的修补“破窗”的策略。
在治理公共安全和防止贪污腐败方面,“零容忍”得到了最好的应用和发挥。最早美国警方用于打击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治安,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曾以“全球犯罪之都”闻名于世的美国纽约,如今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中国香港廉政公署反腐模式是“零度容忍,贪一块钱也不行”,成为著名的司法理念,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
“零容忍”在杭州、广州等地有警务实践,在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杜绝八项耻辱行为,也基本符合“破窗效应”。因为,往往都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耻”,引发一系列连环的、危害极大的“耻”,造成不良的影响。2012年6月27日,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因受贿受到法院判决,判决书显示,倪俊雄共收受41人的贿赂款,其中38人是来自茂名市公安系统的干部。
因此,运用“零容忍”来破解党员领导干部八项耻辱行为,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首先,“零容忍”党员领导干部八项耻辱行为具有鲜明的认识基础。
胡锦涛同志曾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总书记具有指导方向的讲话,为切实斩除“八耻”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也表明国家领导人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其次,对党员领导干部偶然的、微小的“耻”要“零容忍”。
“破窗效应”传递出一个信息:对于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耻”,要在及时消灭在萌芽阶段,防止危害更大、损害范围广。近几年,我国惩治腐败官员做了少有的大动作,彰显了党中央坚持“零容忍”,从严治官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如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依法送上了“断头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国家食品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三鹿毒奶"事件引咎辞职,石家庄市主要领导因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被免职。我们看到“耻”被制止,行“耻”者最终受到惩处,大快人心。但反过来也充分显示出对“小耻”的容忍,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导致“大耻”的膨胀,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甚至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三,顺利实行“零容忍”需要法律做坚强的后盾。
古人云: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这三种廉洁的人,也分了三个等级:上等廉洁之人、次一等廉洁之人、再次一等廉洁之人。纵观当前有关“耻”的案件,行耻者连三等廉洁之士都达不到,他们已经不畏惧法律、不畏惧丢掉工作。因此,按照最低要求,形成“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可能是我们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这需要全社会捍卫法律的尊严,形成人人畏惧法律进而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法治的治理方式。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有关“八耻”行为,要依照法律严加惩处,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体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义。
第四,畅通监督渠道,是“零容忍”发挥效益的前提。
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八项耻辱行为采用“零容忍”,有了思想、认识基础和法律的保证,还远远不够,尚需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多渠道的监督,除了上级、下级的监督和严格考核外,要大力提倡人民群众、媒体的日常监督,有关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反映的情况,在全面了解情况和掌握有利证据的基础上,要勇于剔除不良人士。当前,网络的普及日益发挥出了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如“微笑局长”和“表歌”事件,“因不当言行而被网络曝光,接着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出腐败问题并受到司法审判,周久耕和杜崇烟以这种方式中箭落马,无疑是近年来网络反腐取得胜利的两个典型案例。”新华社发表述评,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处在一个“全民监督”的环境里,网络为反腐败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网络反腐成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10月15日新华社电)。
第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根治八项耻辱行为,少应用“零容忍”策略的关键。
造成权力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公共权力异化造成的,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伦理等多渠道分析权力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措施, 是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政治资源,多方位多角度预防公共权力异化和打击权力腐败,才能真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并非是为了提倡“零容忍”而大肆开展监督运动,形成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风气,而是为了尽量弥补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的有过精辟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现代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主要表现为权力主体利用各种手段支配、控制权力客体,以实现主体意志和目的的过程。由行政权力的性质所决定,它是一种具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这种支配和强制本身就孕育着权力的任意性和腐化性,“权力不受管制,一定会产生腐败”。因此,在国内外相关政治理论比较成熟的基础上,加强权力制约能力,可能是当前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否则“零容忍”将成为空谈。
廉是仁义道德这一行为标准在获取钱财方面的具体化。而仁义道德是人的本性,所以廉洁为人性所内涵。但人又同时存有兽性即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自然欲望,如果没有道德的调节人的自然欲望必然会导致贪婪甚至不择手段,结果是兽性战胜人性,廉洁将不复存在。所以,保有人性才能保持廉洁。因此,廉洁在于向人的内心探求。廉洁是孟子的人性的坚守,是人的尊严所在。
我国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应当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完善自身。同时,还应当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切忌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只有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只有建立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不可急功近利。
综上所述,“零容忍”反腐败对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零容忍”反腐败也反映了社会观念文化在反腐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反腐败工作除了政府监督机构利用严厉的法律法规来震慑和控制这一方法以外,还能够从预防腐败着手,利用社会观念文化的力量形成一种不愿意腐败、共同反对腐败的无形的文化网络。
杜绝党员领导干部的耻辱行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范围广,牵制因素繁多复杂,除了上述围绕“零容忍”谈的几项浅薄内容外,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加强教育、任人唯贤等都对“防耻于未然”有一定的效用,但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必须有强大的外部约束,否则在利益面前,人性恶的方面会暴漏无疑。这里,更加提倡防治双管齐下,“零容忍”处理党员领导干部出现的任何一项“耻”的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积极向上的社会文明道德风尚,封杀“有耻无荣”、“有耻有荣”等低贱卑鄙之人,力推“不耻有荣”的中庸之士,造就“不耻尚荣”的高尚之士。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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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泽洪, 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中州学刊,2012,(1).
11、王建柱.以权力制约权力,《科学决策》,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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