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特殊对策(四)

    中国理论界以往以为，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的发展之后，必然形成垄断，从经济到政治，垄断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察觉和遏制垄断起步相当早，自由竞争秩序培育公众的平等和权利意识，而垄断则是打击竞争、妨害公平，因而西方在反垄断方面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民主政治给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曾有人认为，西方自由经济所信奉的自发秩序必然拒绝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事实证明，在关乎公众利益的问题上，民主政治造就政府的强势，在反垄断方面便是如此。正是由于垄断具有排他性控制的特征，以及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在近10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各国政府都不断加大反垄断的力度，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限制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努力为企业和居民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环境。同时，自由经济的共通性又使得这些国家在策动和实施反垄断时，可以相互借鉴，迅速形成高效的反垄断机制。

    1、美国

    在美国，受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包括：限制交易的合同、联合或共谋以及任何垄断某一市场的企图（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指定购买、掠夺性定价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间并购（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基于强垄断势力的价格歧视（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欺骗性广告和标识以及限制零售商经销竞争者之商品等（1914年制定，1938年、1973年、1975年修订的《联邦交易委员会法案》）。美国还建立了联邦司法部的司法民事诉讼、联邦交易委员会的行政程序和3倍赔偿制度。可见，反垄断法是在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针对可竞争市场里的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长期改善和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

    此外，美国的“管制改革”也是一个典范。从美国在20世纪30-70年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管制实践中，发掘出大量资料证明“管制失灵”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正如规制经济学代表人物卡恩（Kaln）所指出的：“美国的规制，压制技术革新，姑息无效率性，引起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发生严重的资源无效率配置，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那样的无益竞争扩大，拒绝采取在竞争市场中所提供的收费多样性和质量选择。这些想法，70年代初在中立的研究人员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首先在民航业引入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民航的票价决定和市场进入，使民航票价大幅度跌落，市场需求量急剧上升。随后，铁路和货车运输、电信、金融、电力等部门纷纷引进市场竞争。美国政府通过颁行《1978年天然气政策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开放了能源和运输市场；美国司法部通过指控AT&T违反《谢尔曼法》而逼迫AT&T同意自行解体，从而为美国长途电话以及嗣后短途电话的开放和竞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美国有些州已经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职能相互分开，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供电厂家。新兴的快件专递公司挑战政府邮政，将美国的快件业做成了全球领先的大市场。彼此竞争的民间保安公司部分替代了“独家经营”的警察部门，向社会提供了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安全服务等等。

    2、英国

    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政府实施出售国有资产和开放政府垄断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自然垄断产业的私有化改革，从北海石油、港口、机场、电讯、煤气到宇航、钢铁、煤炭、供水都有私有化。政府通过立法，设立新公司进入原先政府独家垄断的市场，先形成“双寡头垄断竞争”局面，然后通过逐步增发经营执照，增加市场竞争者的数目，直到完全开放市场准入。以电力市场改革为例，英国政府于1988年2月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拉开改革序幕。1990年3月，按《电力法》形成新的市场结构：国有电力企业分解为12家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供电商包括地方供电公司和二级供电商。1998~1999年，允许所有用户选择供电商；新电力交易规则方案（NETA）出台；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电力市场规制的解除，使英国零售电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居民用户价格下降28%，中型工业用户电价下降约31%，全国的生产率提高了约70%。

    此外，由于对开放市场的必要管理，涉及多方利益而可能导致行政腐败，英国政府建立了许多包括产业、消费者、独立的专家系统与行政官员组合的市场管理机构，由专门的法令规定其信息交流、权力运作的程序。

    3、德国

    德国为了防范公用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等法规对公用企业等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了行为规范。以电信业为例，1989年以前，德国对电信的管理还是政企不分、邮电合营。但在20世纪90年代电信改革的进展加快。根据1989年的《德国邮电企业法》，德国于1990年成立了联邦邮电，负责电信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同时成立国有企业——德国联邦电信（DT），实现政企分离。1996年7月5日，德国新电信法批准德国可按欧盟制订的时间表，在1998年1月1日前结束电信垄断开放市场，电信市场原则上放开原先受限制的传输网络建设和电话服务提供；对外国公司获取许可证和购买国内公司的股份不进行任何限制；以独立的电信规制机构Reg TP代替原来的联邦邮电部（BMPT）的管制职能。

    4、日本

    日本公用企业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导源于公用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恶化的忧虑。改革的突破点在于“三公社”（日本电信电报公社、日本专卖公社、日本国有铁道）的民营化。通过“三公社”民营化改造，日本在电信业、烟草业以及铁路业的竞争明显化，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素质的提高，经营状况的好转和服务质量的改善，并最终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加了国家税收，其成功经验也在日本公用企业改造中得到了普遍推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中国的垄断问题有着特殊的背景和表现，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是相同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经验是全人类的财富，其理念和措施给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提供了借鉴。

    四、中国反垄断需要采取特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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