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休闲经济问题的研究——杭州发展休闲旅游策略分析(一)

 摘要：休闲旅游目前在国内仍是个全新的概念。本文以杭州成功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积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为背景，结合休闲旅游的理论，对杭州将如何建设东方休闲之都，逐步从“西湖时代”过渡到“钱塘江时代”进行了思考。针对杭州本身的城市特点及现状，本文研究了杭州发展休闲旅游业的优势和弱势，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个层次提出杭州发展休闲旅游的策略和措施。

    关键词：休闲 休闲旅游 策略分析

    一、前言

     休闲旅游的兴起，对杭州乃至全国的旅游经济来说，既是结构的调整，也是产业升级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这对杭州重组旅游经济来讲更是个难得的机遇。2002年8月,杭州从温哥华、马德里、米兰等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功取得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权。休博会是本世纪初一次世界休闲旅游的盛会。本文将结合休闲及休闲旅游的理论知识，探讨杭州发展休闲旅游的比较优势和弱势，并根据杭州的实际情况从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个层次提出杭州发展休闲旅游所应采取的策略。

    二、休闲和休闲旅游的理论

    （一）、国内外对休闲研究现状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1]。这一思想后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而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休闲文化，同样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几千年前中国的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述。“休”，倚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组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2]。

     但是，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层面加以考虑和研究，并形成科学体系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瑞士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他以深刻而精炼的语言阐述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其标志。该书指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到了当代，西方一些政府在70年代中期便承认娱乐供给（休闲业）是社会服务基本结构中的一部分，休闲是与工作同等重要的人生组成部分［３］。而我国最早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20 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已有学者开始涉足闲暇研究，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于1992年正式出版发行，尽管该项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思路，视角局限于社会学，对北美的理论成果引介不多，但毕竟开启了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先河。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休闲研究译丛》的五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更是全面介绍了北美休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对进一步促进休闲学在中国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休闲的定义

     休闲一字源自拉丁文Recreation，意指恢复健康，或振作精神，它有再创造与更新之意。根据社会学辞典之定义：休闲活动为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任何活动，个别的或集体的。当代学者对于休闲的定义可谓纷繁多样，其中不乏比较科学和传播较广的是法国社会学家Joffre Dumazedier(杜马兹迪通埃)在他的《走向休闲的社会》一书中将休闲定义为：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义务中解脱出来。为了休息，消遣或为了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以及为了自发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发挥创造力的总称［４］。曾任美国国家休闲研究院主席，并且现在仍活跃于美国及国际休闲研究舞台上的著名学者Geoffrey Godbey（杰弗瑞﹒戈比）从自由时间、心态、存在状态和活动等角度考察后，对休闲作了如下定义：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之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五］。不同的定义确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即体现了休闲活动最本质的特征：自主性，自由性，消遣性，参与性和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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