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大陆——两重天地一、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1．人与自然
人们原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可现在的科学表明：生物是由非生物进化而来的。科学家们按照物质组织的分类等级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生物又以低等级不断向高等级进化：由原始的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然后又进化到有脊椎动物---鱼。大约在3亿年前，一些脊椎动物和旁系中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在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几乎所有高级脊椎动物的祖先都已摆脱了水中生活的限制，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当然在从水中向陆地的过渡中，两栖动物（如蛙、水蜥、梭尾螺等）自然成为其过渡形式。接着爬行动物大批登场，伴随着中生代的霸主---恐龙的突然灭绝，哺乳动物这一具有高级生命形式的生物种群又登上了自然界的舞台，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在这个哺乳动物种群中的一支---灵长类的基础之上，通过物种分化而诞生了。 回首人类的由来，我们首先要肯定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是我们人类得以孕育的母土，我们人类离不开自然，更不要， 也不应该指望征服自然，我们只能并应该顺应自然，有限地利用自然所许可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绝不应该只因为掌握了围海造田和人工降雨的一些微末手段，就异想天开地去幻想制约和征服自然，相反，我们人类以及我们所创造的文明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毫无例外的受自然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级生物，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一点。
2．人类文明与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既与人类有如此休戚相关的关系，那么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果——人类的文明就自然与自然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的文明，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发生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外的自然环境。原始人“茹毛饮血”，采撷果实，或居于洞穴、或露宿于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和生产都深深地依赖地理环境。进入文明之后，随着人类自身巨大潜能的逐渐发挥，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表面看来似乎有所淡化和隐化，但实际情况是，人类的文明程度愈高，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的范围也愈益扩大和深化。今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都是建立在无数对自然宇宙的新发现、新认识和众多新材料、新方法产生的基础之上。所以，无论对人类历史的哪一阶段进行研究，都决不能忽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作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的舞台背景，历史事实与地理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7年）在所著《论空气、水、居处》一书中认为人的性格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不同，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一课题论述得较为典型的西方作家是希腊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834年---公元前322年）。他在其《政治学》等著作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城邦的规模、军事防御、商业贸易直至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1] 他创立了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考察范围之内。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在其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全部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阶段：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让·博丹在相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性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理论，毫无疑问，这要比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要进步得多。 最终系统阐述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的性格、法律体系等综合影响的重要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论述了人怎样因气候的不同而导致性格方面的差异以及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等等。他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在寒冷的国家， 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气候是用纬度加以区别的，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用人们感受性的程度加以区别。”[2]孟德斯鸠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民比较容易忍受奴役，而寒带地区的人则更偏爱自由。他还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海洋使他们和大的帝国隔绝；暴政不能够向那里伸展，征服者被大海止住了；岛民受到征略战争的影响，他们可以比较容易保持自己的法律。”[3]孟德斯鸠不仅从正面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性格、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而且还从反面辩证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刺激和砥砺作用。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4]孟德斯鸠的这个理论可能对20世纪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生成的挑战理论有某种启示作用。汤因比认为：文明的生成源自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挑战之后而人类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即人类通过努力克服了自然环境所形成的阻碍，开创了人类的文明。安逸的环境培养安于现状的惰性，只有程度艰难的环境才能激发人类的潜能从而创造出人类的文明。汤因比把这种现象称为“美的艰难|”或“逆境的美德”。[5] 中国古代也有与西方类似的“地理唯物论”观点。《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 鸲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迂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古代中西方文化都有地理环境决定人性的言论，可见这种地理唯物论的思想是中西共有， 源远流长的。但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和观点在现今看来是有些朴素和片面的，也是非历史主义的。于是，就有了对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
3．“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是非
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类型，人类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综合因素的合力而构造的，决非地理环境的单一因素所左右。把地理环境的作用绝对化，以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解释人类文明的生成，就形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的作用只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显著。随着人类的成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影响力就逐渐消退。例如，阿拉伯的沙漠曾使阿拉伯的经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处于滞后状态，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这些荒漠下的丰富石油得以开采，使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面貌焕然改变。岛国英国和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但却依靠人为的努力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其次，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了人类文明生成中最具关键性的因素——人类的主观因素和人性因素，而一味地强调环境的客观因素，这就不能不失于片面。大哲学家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以一种客观、冷静、缜密和辩证的态度和思维剖析了文明生成时人性的作用。康德认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6]文明的生成应当是人性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7]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错误的，但这决不是说在研究人类文明时可以忽视地理环境的重大的影响。中西文明的差异，中西方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的不同，都与中西各自的地理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古代中西方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文明的影响
古代西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影响
作为西方文明的摇蓝的希腊，地处欧洲南部，位于地中海环绕着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小亚细亚西南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希腊半岛本身就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在它的南端，又形成另一个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半岛本来就是一种三面环水的陆地，海岸线自然很长，而希腊半岛的中部和南部更是海岸线曲折绵长，且多海峡和港湾，因此，希腊拥有相对于陆地面积而言的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即使最深的内陆，距离海岸也远不过50公里。 希腊半岛的陆地部分山多土薄，山脉丘陵纵横交错，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小块平原又为难越的关山所阻隔。希腊的北、中、南三部分陆路交通，因大山、丘陵作梗，在古代始终处于行路难的状态。所以希腊内陆各地的交通也多靠海运，尤以爱琴海的航运居多。因为多山，希腊的耕地缺乏，现在希腊全国耕地的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古代可能更少。而且耕地的地力状况不好，大多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希腊的粮食不能自给。 希腊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的海洋气候，天气温暖湿润，四季早晚温差不大，既无欧陆冬天的寒冷，也无非洲夏日的炎热。且天空晴朗，阳光和煦充足，适合户外运动。夏天每日早晨有风吹入海中，傍晚又有风吹回海岸，而且潮汐不大。海流罕见，船舶可以自由而安全地航行。加之岛屿密布，大陆海岸又环绕 地中海四周，航海者总是能容易地见到陆地。因此，爱琴海是古代航海业的天然摇篮。 古代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古代希腊和以后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其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为关山所分割、阻隔的小块平原，有助于形成古代希腊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这种城邦人口的规模，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是足以满足自我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目。[8]一般认为城邦的公民数额不应超过10000人。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才有条件建立那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而且极不容易形成专制。 2．平原少、土地贫瘠，只利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这使得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而对希腊来说，这种贸易只能是海外贸易，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民族从整体上相对而言，决不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航海贸易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商业民族。古希腊曲折的海岸，众多天然的海湾良港，温和的地中海型的气候，晴朗的天空，风平浪静的海洋，又为这种工商航海贸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古代希腊的经济结构至少是一种农、工、商并重的一种经济形式，而且，即使是农业，同古代中国的农业相比，希腊的农业也有面向市场的特点，决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 3．商品经济必须以平等作为交换原则，商业贸易的进行与发展亦要求有相应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一切都有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商品经济造成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以财产的多寡而不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划分社会等级。金钱、财产，能使人们出现阶级分化，也能使人们趋于平等，雅典政治家梭伦的改革已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4．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旦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无法负荷时，希腊人就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地。公元前8-6世纪的古风时代，希腊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其殖民范围遍及大部分地中海沿岸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参加殖民活动的44个城邦共建立了139座以上新的殖民城邦。大殖民运动不仅缓和了希腊的社会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它还与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活动相结合，练就了古希腊民族勇于开拓进取，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大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 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古代罗马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希腊大同小异。罗马位于发中海中部亚平宁半岛的中部地区，与希腊同属于半岛式的地理环境，同属于温和的地中海类型的气候。但与希腊相比，意大利的海岸线比较平直，无更多的良港，航海条件不如希腊。意大利的土地较之希腊也相对肥沃一，农业条件比希腊略好，但罗马的小麦等粮食产量只能满足其需要的1/3，其余的粮食也要从北非、西西里等地输入。在布匿战争结束之前，即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罗马尚处于一个以自耕农为社会基础的共和国时期。而在布匿战争之后，这种情形有了改变，随着大量奴隶的输入，奴隶制庄园的出现，一种面向市场的奴隶商品经济替代了原有的独立的自耕农经济。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罗马帝国的出现，以及整个希腊和希腊化的东方纳入罗马，罗马帝国时期的商品经济规模更为扩大，发展水平更加提高。著名西方学者M.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商业和以往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商业，而范围较前更大。“罗马帝国同它所有的邻邦以及一些居地并不接壤的民族统统发生了商业关系。高卢、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等地彼此之间商业往来很活跃。罗马工业制造品甚至远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9]这位对古代西方经济的研究极有成就的学者甚至用“资本家”、“资产阶级”这些现代词汇来称谓那些罗马帝国时期城市的商人阶层。罗马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比重极大，决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农业型自然经济。罗马帝国的版图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湖”，其文明类型更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其民族精神更显一种侵略征服、开拓、勇于进取的风尚。 总的来说，罗马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继续和发展。而且由于疆域的扩大，多民族帝国的形成，罗马人逾越了希腊人狭隘的城邦视野，发展了希腊化时代的，充满世界主义精神的斯多亚哲学，并将其用于实践。罗马法明确地将斯多亚学派那种主张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作为其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基础，规定残杀奴隶的， 要以普通杀人罪论处。罗马斯多亚哲学家、皇帝马可·奥里略曾这样构画他的理想国家：“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自由的君主政府。”[10]
2．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影响
古代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以气候带上说，基本属于温带。在寒带、温带、热带这三个基本的气候中，温带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居住和发展的。黑格尔曾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1]而中国恰好处于北温带，这种气候条件，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得以滋生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古代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早在2000多年前其版图就“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2]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的面积都很大，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因而也多东西走向，所以古代中国的交通也是东西行路易，南北跨越难。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是黄河流域。这片约800000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片曙光。由于疆域的辽阔，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除了黄河流域，还有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等。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虽有数个，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属于封闭的或半封闭的大陆大河文明。 古代中国文明产生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内陆大河流域。它的东部与东南方是浩翰的太平洋。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这样描述东方的大海：“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庄子·秋水》）浩渺难望其涯的太平洋在古代中国一直被视为“大壑”、“大瀛海”，是难以逾越的畏途。 中国的北方则是荒凉的蒙古草原——戈壁。《汉书·匈奴传》的描述是：“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在戈壁以北，是绝无人迹，浓密阴冷的西伯利亚原始针叶林，再往北则是冰封的北极。 中国的西北更是沙漠连天，景象极为荒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3]在大漠南北，又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山横亘。《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北“梯山栈谷，绳行沙庭之道；身热首病，风灾鬼难之域。”中国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极为艰险，汉武帝时的张骞和东汉时的班超、班勇父子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辛，最远也只达西亚。 中国的西南方，则耸立着地球上最为险峻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其上纵横着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高大山脉。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8座屹立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完全隔断了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直接联系。” 古代中国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对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①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是古代中国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部门，也决定了古代中国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农业民族。在气温和雨量都较为适中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中华民族的先人从6000-7000年前的彩陶文化时期，就逐渐超越狞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有大量的农具和谷物遗迹。历史典籍中的记述证明了古代中国最初的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尚书·无逸》有“先知稼墙之艰难”的告诫。《论语·宪问》有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殷人周人都属于农业部族。殷商西周，农业虽已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但渔猎、采集等直接源于自然的生产方式还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情形至春秋战国时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孟子·梁惠王》所反映的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来看，谷物生产、蚕桑业及小家畜饲养是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渔猎、采集已不再提及。牛耕的普及、铁器的使用、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成为富国强兵的基础。“耕战”是当时诸候列强竞相施行的国策。 秦汉之后，大一统的帝国把“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作为国策，这种政策几乎贯彻了以后古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这决定了古代中国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而绝大多数作为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中华民族，自然是一个农业民族。 ②正如古希腊小块的平原有助于形成它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样，古代中国广阔的平原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大的帝国和一种专制的政体。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古代中国拥有较大的平原，境内天然的屏障不多，河流也不宽，如果不实行极端的统治，就会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14]尽管古代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与中国的宗法制有直接的关系。还可能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但比照古代中国历史的具体状况，我们应该承认，孟德斯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至于君主专制的政体和帝国对古代中国的人道主义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将在后文予以专门论述。 ③古代中国四周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古代中国文明是在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一下独自发生、完成的，而不同于其他古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这些古代文明，因其所处的西亚、北非、南亚、南欧的地缘关系，在文明的发生期就彼此渗透，互相影响，从而使这些古代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而古代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一种独自发生，独自完成的文明，中华民族也是一个颇具原初性的民族，其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尽管现在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商代文明间接源于中东，但他们都承认中国文明的独特性。[15]这种文明的独立性一方面使中国文明完整地保留其民族传统，保持了代代相传、陈陈相因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亦使中国人养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顽症。时至今日，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几个文明，除了中国文明，都是几度断了香火，出现中辍、断层，流失了母土，磨尽了原味。它们几乎都经过了与其他文明的冲撞、融和，产生了一种转型再生的新文明。唯独古代中国文明保持着独立的系统和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离，其文化又长期地高于周边地区，这使得古代中国人逐渐养成了一种“中心意识”，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而将“四方”的人，分别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态度不仅在中国农业文明与当时周边的游牧文明和未开化边民的对比中骄傲地保持着，而且在16世纪西方步入近代文明之后，依然在保持着，直到1840年那场可悲的鸦片战争。这种盲目的“世界 中心”意识严重影响了古代中国人对其他民族的认识。“蛮夷”这些贬意明显的称谓，说明古代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生来就是一样的、平等的自然人的概念。他们所说的人，都是具体的种族的人和阶级的人。古希腊人把非希腊人也称为“蛮族”（Barbaroi），但希腊文Barbaroi并无贬意。只是翻译的缘故，才有所谓非希腊人的“蛮人”称谓。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不仅记述了希腊的历史，而且对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叙述。希罗多德在书中对各民族都一视同仁，绝无入主出奴之偏见。他认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不应该彼此歧视。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所谓“蛮族”的文化。 ④封闭的大陆大河文明，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内向、保守、好常恶变的民族性格。实际上，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绝非内陆国家。可能是因为中国当时可耕种土地数量较多，仅依靠男耕女织和自然经济就完全可以解决生计问题的缘故，古代中国人很少涉及甚至言及大海，更无希腊式的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濒海居民，与海的关系也仅限于鱼盐之利。周初姜尚受封于地瘠民贫的营丘滨海处，“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16]春秋时的管仲也曾向齐桓公进“官山海”之策，主张官营食盐的生产和销售。[17]这些涉及到海的经济活动，仅限于近海而且还不普遍，更谈不上什么规模。先秦诸子也很少言及大海，孔子只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8]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主张如不能施行，就乘木筏到海外，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勇气胜过我，（除此）没有什么可取的。孔子这句话表述了这样的含义：只有象子路那样勇敢好义的人，才敢追随我乘着木筏出海。可见大海在这位古代中国圣贤的心中，是一种畏途险境。古代中国文人骚客对海和认知，也仅停留在“烟涛微茫”的神秘莫测之乡。这种对海的畏惧和疏远使古代中国人难以体会到希腊民族扬帆航海所感受到的那份自由与开阔。与此相反的事实是，古代中华民族长期的尚农重土的生活方式，逐渐养成内向、保守、喜常恶变、；因循守旧的民族特性。他们被一小块土地牢牢地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注重顺应自然的节奏去生活，而缺少主观创新之开拓。作为农业民族，古代中国人受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过程以及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规律的启示。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自然界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的自然现象，政治生活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朝代盛衰更迭，更强化了这种循环观念。这使得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在传统中寻找医治现时弊政、混乱之良方。因此，三代之制，尧舜之德，周公之礼，不时被人引用。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更多的是“托古改制”、“复古更化”。这种对自然、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潜能之发挥，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但由于太平洋的辽阔浩翰，难以征服和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双重制约和束缚，古代中国的航海贸易一直仅限于东南一带的沿海地区，而且也都属于近海贸易。贸易的规模也多限于象牙、犀角、玳瑁等奢侈品，对整个的国家经济影响极小，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也较少发生联系。以上这些情况造成了古代中国虽非内陆国家，却形成了内陆国家民族封闭、保守的民族特性。梁启超说：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19] 总的来说，古代西方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是一种动态的文明。由于没有更多的土地用以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频繁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促进、发掘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这使得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更多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崇尚人的力量。而古代中国因其封闭的农业型自然经济，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土地，所以是一种大陆文明，是一种静态的文明。男耕女织的生活能否美满，更多的要看是否风调雨顺，年景好坏。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更多的是强调人应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从而相对地忽略和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人的潜能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