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真实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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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典型人物的塑造后，新写实小说将更大的功夫放在了对人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描述上，以实现对客观存在状态和人的处境的典型再现。刘震云的《单位》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有意强调的是在一种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环境中，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怎样一点一点地被无奈打磨，最终成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一个被迫适应环境的人。作者在此旨在强调，人的动机和手段都是环境所赋予的，个人能动性发挥的余地其实是很有限的。在这部小说中，如果说小林算不上一个典型人物，那么这个“单位”却不能不算是一个典型的环境。从更为哲学的角度来说，人与环境的关系历来是具有高度矛盾意义的范畴，也是文学创作中始终摆脱不了的课题。人创造出来环境，环境又无不成为一种制约，无不构成人的一种境遇。新写实恰恰是把人的处境典型化了，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处境的审视反观现实的存在状态。

（三）精致叙事文本与挣脱叙事“牢笼”

为了贯彻新写实小说的“真实观”，新写实主义作家在文学表现形态特别是在叙事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未经雕琢的“生活流”式的情节结构。由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试图承担人类精神导师的重任，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哪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他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情感是炽热的，或增或爱，完全是个与自己主人公同呼吸同命运的“局内人”。

现实主义小说还特别看重情节的安排，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作家根据主题需要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在情节与情节之间，又讲究前有伏笔、中有照应、后有着落的因果关联，后果前因，张驰有致，婉而成章，形成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诸如单线结构、复线结构、网式结构等叙事模式。这种精心编织的情节布局必然成为在因果关系统辖下直奔既定主题的流程，成为人物命运、性格塑造的负载和手段，成为主题思想的演示过程。

然而，这种精心布置的叙事策略虽然能够深刻展示时代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最终却以一种超验理性淹没了人，淹没了个体的生命世界，越来越背离生活的真实场景。以“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为艺术依归的新写实小说家无法容忍传统现实主义的这种叙事规范，他们显示出对原有话语权势的的颠覆与反叛，他们不再为叙事而烦恼，一切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组织文本，显得那么心平气和。

为了尽可能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还原”，新写实小说家采取“情感零度”的写作策略，“中止判断”成为他们的一句响亮口号。作家删去了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和人物鉴定，作家笔下的现实是琐碎的、平板枯燥的、没有价值判断意义的。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已经与作者基本上摆脱了关系，其叙述行为基本不受作者的操纵和干预，整个文本始终保持在中立化的述说平面上，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人物的意识中。如叶兆言的《艳歌》讲的是一对大学生从恋爱、结婚、过小日子到感情破裂的全过程，作家用平平淡淡的语调如同叙家常般地把一件件日常小事、一个个情感纠纷摆出来，既不着意歌颂赞扬什么，也不尽力去贬斥某人某事，无所谓美丑对错，既没有戏剧化的大风大浪，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生死之恋，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就如主人公沐岚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相爱就爱下去吧”。生活就是这样，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迷茫、充满矛盾而又无可奈何。同样，在范小青的《栀子花开六瓣头》中，你无法准确把握作者对金志豪的看法；在刘震云的《单位》中，我们也很难得知作者对生活在“单位”中的人是爱还是恨。这同巴尔扎克写高老头时充满了同情，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自杀时“尝到了砒霜的滋味”明显不同。这正是作家追求生活“原生态”，缺乏价值判断冷漠叙述的必然结果。

但是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家所标榜的“绝对原生态”是不可能的。他们依照叙事学和语言学的原理认为，任何叙事都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人为结构和某种程度的预先制作……即使作家的叙事追求某种一尘不染的客观，但叙事所操持的语言仍然携带了种种隐蔽判断，悄悄地为叙事施行了整容手术［6］。实际上，绝对的“还原”确实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对客观现象的还原又都是对主观体验的还原，对感知到的事物的还原又是对主观感知的还原，无论自觉与否，都已渗入了创作主体的倾向。其实，“还原”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真实”的绝对理解，而在于对“真实”的追求。所谓“还原”，主要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对此岸存在的确认和实证，也就是把叙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就切断了先验的臆造脐带，阻滞了无中生有的幻想。［7］这样，叙述的目标和重点便由诠释某种观念、表达某个主题转移到了对现实生活本身的关照与体察。

现实主义小说习惯于通过一个完整的情节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这实际上也是现实主义作家所万般看重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缺少终极价值指向，而同时又由于淡化和消解了主题，情节的构造似乎就成为了多余。新写实小说的情节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他们只是依着时间与空间的顺序絮絮陈说，从而构成了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的“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范小青的《伏针》通篇只是讲述了老中医陈先生为播音员丁文秀治面瘫、陈先生收徒弟和陈家小儿媳小玲的琐事这样三个小故事；而她的《人与蛇》则更为明显，它由两个独立的叙事片断复合而成，主要人物出现在两个片断里，没有多少连贯的关系。新写实小说笔下的人物仅能存活于没有情节的日子里，他们的性格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这种性格事实上很难拥有构成情节的主线。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文本像是作者搭建的一个广阔舞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各自表演，始终难以找到贯穿始终的一条脉络。就是说在现实主义小说家那里至关重要的审美程序，新写实小说家将其搁置一旁，遵循了最为通俗的表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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