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族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三)

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民事实体法规定，受害人有权主张因侵权引起的非物质损失费及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只适用于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理论上讲，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有一定的损害后果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就精神损害程度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刑事犯罪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精神打击和损害程度要比民事侵权的受害人大很多。民事侵权的受害人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却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是用对刑事责任追究的公法责任来抵消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而应当承担的私法责任，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刑民并举，分案审理，这不仅增加了被害人诉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变成了摆设。【3】

（三）受案范围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长期困扰司法工作者的问题，其困扰来自于法律规定的混乱。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物质损失”；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缩小为两方面，即“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及“财务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同时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规定还指出：对于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只作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处理，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将被告人实施的盗窃、抢劫、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案件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而《民法通则》、最高人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于侵犯人身权的案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意味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上述法律规定上的混乱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以至于各地法院的做法也大相径庭。

（四）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如果民事赔偿款在审判阶段不到位，那么该案的附带民事判决往往就成为法律“白条”，附带民事判决一旦被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庭，相当一部分案件很快就被中止或终结执行，其中中止执行的判决再次被恢复执行的期限也变得遥遥无期，此类案件的执行实现率很低，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在明知无法追回赔偿款的情况下甚至放弃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三、促进民族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司法进步的建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应当对它加以完善，从而完善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

（一）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释明制度

完善的释明制度可以保障受害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司法救济手段弥补自己的损失。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将授权性规范改成义务性法律规范。即从立法上明确了告知主体的义务，将“可以”改为“应当”，从而也使对被害人的告知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固定的、必经的程序。2、扩大告知义务的主体范围。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负有告知的义务，以法定的形式确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告知的义务，有利于被害人及早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准备，保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4】3、明确规定告知的具体内容。告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告诉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应有一套系统、全面的内容。它应包括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法定期限、举证责任及法律后果等。4、明确规定告知的形式。告知制度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或者以做笔录的形式，排除口头告知的形式，以保障告知制度的顺利实施。

（二）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