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新旧知识分子对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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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和娟生算是爱情悲剧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本来也是争取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但是因为缺乏远大目标，所以一旦达到了所谓的“婚姻自由”，就沉默于短暂的“安宁与幸福”之中，慢慢变得消极颓唐无所作为了，最后陷入绝境，走向失败，变成爱情的悲剧。

丁举人与鲁四算是封建社会的走狗，鲁迅先生虽然对这一类人没有进行详细地刻画，但是对于这一类人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这一类型的人代表的是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仪，封建思想。

二、新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新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些新知识分子形象大多以“我”的形像出现。之所以用“我”的形象来刻画新知识分子，是因为也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刨，更是对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比如《故乡》中的“我”、《祝福》中的“我”、《在酒楼上》中的“我”。

《故乡》中的“我”代表着一种由新思想、对旧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我”不同于一般地社会青年，而是在看透了这个社会的黑暗、落后、腐朽之后的一种大彻大悟的觉醒。而且“我”富有同情心，对被旧社会折磨毒害的邻里心存同情。但在同情之后也有一种失望，一种悲伤的情感。想救国救民的理想在长期得不到实现之后越来越暗淡，最后只剩一丝悲凉。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给予祥林嫂以帮助。在这一出悲剧里，我是一个旁观者，见证了鲁镇众人对祥林嫂的嫌弃、排斥和冷漠；“我”的心里感受、自我反思考验着、提醒着读者的良知；“我”的软弱、动摇、妥协放映了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唤醒与救助底层民众方面的无奈和力不从心。

《在酒楼上》里的“我”曾经和吕纬甫一起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的新青年，是议会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道路而打起来、激情澎湃的青年。“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不同的是，“我”和吕纬甫同样面对生活的无聊和寂寞，但是选择不同，吕纬甫选择放弃前进，回归到世俗生活当中。而“我”坚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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