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一、“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分析

二、我国医疗卫生的现状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存在偏差

三、医疗改革的措施

四、结论

内 容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医疗卫生条件得以改善，医疗科技水平不断取得进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当前一个时期“看病难、看病贵”日趋突出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全社会关注的构建和谐社会突出问题之一，它与多种因素有关，本文试图浅析其主要原因及对策。原因涉及基本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医疗卫生体制缺陷，医疗保障不完善和医疗行业管理漏洞等诸多方面。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政府责任，采取综合措施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行之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机制。并就此提出通过解放思想，理出新思路，拿出新办法，实现新突破，找出“看病难、看病贵”的应对策略，真正处理好“看病难、看病贵”民生问题，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供求矛盾，让患者早日走出“看病难、看病贵”困境的崭新理念。 

 

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服务市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为补充的医疗卫生体制应运而生，打破了公有制为主体，医疗机构独家办的格局，同时公有制医疗机构在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了医疗机构的补偿水平，增强了微观活力，效益亦明显提高，缓解了多年积存的“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是“看病贵”、“不敢得病”、“看不起病”的问题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从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着手，探讨缓解当前的措施及对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报告主题的重要内容，赋予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内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回首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医疗卫生行业的快速发展无疑就是一部不断冲破藩篱、打破僵局的思想解放史。然而当前一个时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趋突出，群众反映也比较强烈。针对这一问题，其根源仍与“思想解放不够”相关联。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理出新思路，拿出新办法，实现新突破，面临的问题、困境便会得到有效、妥善的解决！

一、“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分析

 （一）看病难的成因

1、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的不合理， 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 ： 一是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二是医疗机构之间实力悬殊。少数几家大医院集中了比较优秀的医疗人才，拥有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建有比较完善的住院病房。而大多数中小医疗机构既缺人又缺物，经营发展十分艰难。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率不高所带来的结果是：（1）远城区和农村病人不能就地看病，必须到中心城区大医院就诊，长途求医只会增加患者的额外经济负担。（2）大医院收治了大部分病员，导致了不同医院之间不公平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医疗机构两极分化不断加深，不仅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也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加重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医疗资源总体不足，配置不均衡  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并且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大多数农村医疗点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的“老三件”水平。  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大多没有参加。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没有医疗保障。近年来，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到2005年年底已覆盖1.8亿多人，但筹资力度小，保障力度还不大。据调查显示，目前有60%以上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2、医疗市场混乱状况不宜低估  目前医疗市场混乱，有两大表现，一是有些游医违法行医，二是有的医生或出于爱面子，或为了一己之私利，当自己不具备诊治病人的条件时，即使明知别的医院或医生有办法也不让病人转诊。而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倾向，公益性质淡化  我国医疗服务机构90%以上是公立。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加之监管不力，使相当多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有些医院盲目追求高收入，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近八年来，公立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3%和11%，极大地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

3、轮番排队看病时，特别是到大医院看病，到处排队。挂号要排队，买看病磁卡要排队，领预检号要排队，到了某科又要排队。等检查完了去取药，划价要排队，交钱要排队，取药时等待您的，还是长队。至于做常规检查，这项排队，那项排队，处处要排队。需要住院治疗的，排队查这查那的次数就更多。有人陪同倒还可以，若是患者自行前往，拖着个病体，真是累、苦。在输液室，患者和陪同的家属座无虚席，有时病人提着配好的药在高峰时段难以找到输液诊察床位。这时候，谁都会发出“有啥别有病”的感叹。

4、病人求医观念有待改进  “病人选医生”是眼下的一个社会热点，但部分医院初试的效果却值得关注。据广东几家大医院门诊业务分析，由名医坐诊的专家门诊人满为患，而这其中大多数病人并非疑难重症，仅是感冒发热之类的普通病。其实由病人这样选医未必能使病人受益，同时也造成了在专家门诊看病难的情形，造成有限的、宝贵的资源的极大的浪费，因此病人求医观念有待改进。

（二）看病贵的成因

1、社会因素,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医疗保险机制尚未健全，医保覆盖范围和层次相对较低，发展也很不均衡。个人就医负担较重，抗疾病风险能力低，一旦生病“看病贵”就凸现。政府投入比例的降低。虽然国家对卫生的投入总量增加，但投入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投入方向也不尽合理，与社会总体发展的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医疗定价和补偿的不合理。由于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公立医疗机构财政补偿比例低，当前医疗收费中的服务性收费总体上低于成本收费，医院技术人才密集型特点又造成了支出较大，为求生存、求发展，医院必然追求经济利益，通过诱导需求来使医院增加收入，加重病人负担。药品及卫生材料的虚高定价。药品生产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市场混乱和恶性竞争，造成了药品销售的虚高定价和大回扣现象，直接推动药费的过快上涨。医院自身的经营成本过高。由于未能从增人员、增设备、增床位的外延扩展转到提高效率的内涵发展上来，公立医院机制僵化、效率低下、运行成本居高不下、收费管理不严，对“红包”、回扣的治理措施不力，无形中也加重了病人负担。

2、客观因素,疾病谱变化，新技术、新材料在医疗领域广泛应用，社会总体物价指数的上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很多人对健康查体、健康保健提出更高的消费要求，这些都决定了看病费用的升高。

3、体制因素

（1）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 2004年，全国共有5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12万多家药品零售企业。老百姓形象地说，“卖药的比吃药的多”。由于这些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加之监管不到位，其中一些企业违规操作，虚报成本、随意加价、以次充好、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等现象严重。药品生产体制  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产品结构严重趋同，导致产品的不正当竞争。目前，国有制药企业生产的大多是仿制药尤其是广谱类药物，而且同一种药品往往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药厂同时生产。产品结构趋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致使目前的药品市场竞争已不是企业间品种、质量和服务的竞争，而更多地是的折扣高低、回扣多少的不正当竞争。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药品和卫生材料虽然实行了招标采购，但由于定价机制不合理，厂商仍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促销商无孔不入，而且操作更加隐蔽，难以发现。他们利用医院管理上的漏洞，绕过管理层，直接把药品及开单提成交给医生。有的医生也见利忘义，国产药、普通药不用，专挑进口药、促销药，有的医生为了拿到回扣，不顾病情乱开处方。大型医疗设备也是如此，医院无能力购买，经销商便以投资的方式进入医院，厂商为了尽快收回本息，便给开单医生许以高额回扣，也是“暗箱操作”，手段极其隐蔽，令人防不胜防。虽然如此，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却并不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而已。

（2）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有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  农民们说“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看病贵”，贵到何种程度？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俞祖彭在政协大会上说，现在中国个人年均医疗费用的支出已由1980年的14.51元上涨到512.5元，26年增加了30多倍！俞祖彭委员说，由于经济原因，有48.9%的群众有病不敢上医院，城镇有29.6%、农村有65%应住院的患者不能住院，很多人因无力支付高额医药费只能选择小病扛着，大病拖着。

（3）药品价格管理体制  政府价格管理范围有限，多数药品的价格放开。目前，部分药品价格之所以是“虚高”：1）政府价格管理部门有效控制和核实的能力有限，定价即最高限价本身含有较多的“虚高”成分。2）药品生产企业是国家的利税大户，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在对药品出厂定价时不愿意将价格定得太低，使国家减少税收。3）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约束，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追求过高的利润。

4、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中国在总体人类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以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悉，中国20%的富人阶层已占有80%的社会财富。一方面富人阶层要求住高档病房要求特需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老百姓连基本医疗需求都还不能满足。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或者说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0年的0.32，同期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则由0.212攀升至0.33。当基尼系数超过0.400时，国家往往开始出现社会紧张局面。中国城市恩格尔指数在30%左右，农村在50%左右，表明中国刚刚解决吃饭问题，百姓还无力承受日益高涨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而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1/4～1/3与疾病直接相关，疾病加重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使“看病贵”易于产生共鸣，成为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5、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慢性化，使医疗的难度和成本加大。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国家。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1000万，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世界最快速度增加。目前我国劳动人口和老人的比例已经从15年前的10:1上升到了3:1。老年人的患病率和患病时间平均是一般人的2～3倍。资料显示，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80%用于了老年人，这其中的80%又用于了急危重症病人。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传染性疾病、皮肤病等感染性疾病与10年前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循环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与营养代谢方面的疾病则明显上升。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慢性疾病患病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与时俱进，年龄每增加10岁，慢性病患病率增加50%以上。目前我国慢性病人数为1.6亿，相当于每10人中有1.3人患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引起的死亡已占我国人口死亡数的2/3。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的疾病，也向人类扑来。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医药费用负担

6、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小。《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保障覆盖水平不高，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仅占9.35%，人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支付金额337.89元。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管理还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个人负担偏重，二是个人账户作用不如预期理想，三是尚未对不规范医疗和不合理费用增长产生根本性作用，四是医保基金运行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支付风险。按照设计，职工的个人负担比例在25%左右，目前不少地方参保人的实际负担比例达到或超过40%。人口老龄化加快，也增加了基金的压力，而政府财政没有像对养老保险那样对基本医疗保险做出“兜底”安排，使得医保基金必须自求平衡，也使基金运行中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院是矛盾的集聚地，而不是问题的发源地。过分责难医院，或只要求医院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要正确理解“看病难、看病贵”成因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在现阶段中国经济欠发达人民不富裕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长期不懈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二、我国医疗卫生的现状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存在偏差

（一）我国医疗卫生的现状

在谈到医改话题时，有报道称，国内受访者的90％以上对医疗卫生状况不满。在分析会上，专家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哪些问题？有专家从体制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国家科技部413医保课题组组长熊茂友说，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医院体制存在弊端：医院“自己点菜，别人买单”的制度设计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指出，“不满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种种弊端不满意。具体包括，城乡分割的医疗卫生体制、城乡公共医疗体系和严重的等级制。现在城乡社保覆盖率的比率约在20:1左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虽然有所缓和，但依然比较严重。城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还相当不健全。加之现在的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平，是很多人开始怀念传统体制下的所谓“公平”局面。现在有两种不公平，一种是“权力型”的不公平，另一种是“财富型”的不公平。老百姓对这两种形式的不公平都是不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财富占有的不公平问题不突出，但由权力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却很严重，至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第二、对改革中一些新的正当的举措不满意。医疗卫生费用也不可能由国家完全包下来，个人及家庭毕竟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机制。但是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包揽一切的思想惯性，现在由个人承担一部分费用，有些群众就不满意。

第三、虽然多数学者都认同对目前医疗卫生状况的基本评价，但也有人提醒学术界在讨论问题时，不能借问题严重、现状不满意而否定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魏加宁提出，应当承认，医疗卫生领域不仅存在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但不能由此说“今不如昔”，医疗卫生领域许多改革还没有起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传统体制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也有不少问题，农村医疗是在很低的低起点上有所提高，并且后来不可持续。

（二）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认为，医疗卫生改革是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严格说，这项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实质性启动。过去的医改只是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并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市场化。我国宏观管理层并没有纵容和助长“泛市场化”的行为，只是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全包、全管、全部负责的体制，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引入一些竞争机制，以克服高度垄断造成的一系列弊病。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特别提到，我国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只在很小的范围、很少的区域出现过，把公立医院出售给了私人，变成民营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院，而9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依然还是政府国有的（按病床和门诊量的比例）。如果要把看病难和看病贵归罪于“市场化”，那也主要发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应该把它归罪为“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更合适，这是一种“伪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特征是民营化、自愿合约、公平竞争加适度的监管，但在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却几乎找不到。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基本上都是行政控制的，没有出现真正的平等竞争，问题恰恰是行政垄断。

（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存在偏差

专家们承认，虽然不能将对医疗卫生现状的不满与改革划等号。但改革中的确存在问题。包括：

第一、改革中缺乏总体设计，方向不明确。医改中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我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第二、有些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偏差。曾经主持过我国医改领导工作的宋晓梧说，医疗卫生改革虽然没有大规模地展开，但是也做了一些局部的改革。现在看，有些改革的措施有不当之处。比如，有些地区，把本地所有的公立医院不加区别地推向市场，个别地方提出移植工商企业产权改革的做法，把公立医院卖掉；此外，有些明显属于公益性的医院也采取某些市场化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不满。

第三、有些“假借改革搞别的名堂”，“变形走样”。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研究员张春霖举例说，从付费的角度看，存在过度“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个医疗服务的成本当中由个人现金支付的比例太高了，而且过去20几年总的趋势是政府的比例逐步降低、个人支出的比例逐渐提高，这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也是不能够持续的。二是医院的营利动机太强了。在医疗卫生机构里面引入了一种市场型的激励机制，个人收入与创收收入挂钩，几乎搞成了计件工资，科室搞承包，医生按处方、检查费提成。这是“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这方面走的太远了。要防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度市场化。

三、医疗改革的措施

(一)医疗卫生领域是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发展战略室副主任张安认为，不能简单和抽象地讨论医疗卫生领域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要区分这个领域哪些是公共产品，哪些是竞争性产品。在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的领域里，政府的适当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市场机制将出现严重失灵，由此将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率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而医疗卫生服务就是一个公认的存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领域。政府干预的方式包括直接建立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出钱购买服务（直接补贴消费者或直接补贴医院），或对各类不同性质的服务提供者进行基于统一规则的监管。多数专家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障部分，属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由政府负责。也有的专家指出，医疗卫生行业的公共品性质，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和普遍服务中，即预防和应对突发的流行病、传染病，以及对社会贫困群体（老人和孕产哺乳期妇女）和缺乏工作能力者的健康和医疗救助（包括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战争和重大事故出现以后的紧急伤害处理），这是一个有公共责任的政府的合理边界所在。超越了这个边界，政府很难比市场做得更好；即便在这个边界内，政府也不必直接来提供服务，但它必须站在需求方，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从营利或非营利的私营医疗机构获取公共卫生服务和普遍服务。至于其他种类的医疗服务的提供和购买，则理论上无需政府直接参与。

（二）不能把医院当成一般的国有企业来改

不能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那一套搬到医院里面去。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消费者没有能力对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作出充分的评估。市场机制没有办法来评估医疗机构的业绩。医疗机构的改革不能用改革国有企业的那一套，比如承包制、计件工资、产权改革。在现在的体制环境下，尤其是付费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产权不是问题的要害，单纯的产权改革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反而会带来严重的负效应。

我们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无论是国有的、股份制的、私营的，所有的医疗服务机构，现在追求的惟一目标就是经济目标，公益目标基本上被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放弃了，完完全全追求商业利润，而且它的组织形式跟企业差不多，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三）走出医疗改革的困境，强化政府责任是关键

在医疗卫生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要正确选择对整个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发展很快，但是全社会能够投入到医疗卫生领域的资源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将来也还会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所能做的就是优先保证所有人的最基本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的满足更高的医疗需求。

近几年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市场经济建立过程当中政府监管出现了大量的空间，实际上政府在医疗领域很多权力在下移，政府越来越脱离了它制造公共产品和监督公共产品的出售以及公共产品提供的服务能否到位这样的职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讲的医院、医生、病人之间的大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就涉及到我们的消费者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但是得到的是比较差的服务，以及医疗消费者能否付得起费用的问题。

要强化政府的责任。现在的政府尚未摆脱“大政府、小责任”的历史背影。当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不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时，政府既没有及时地引入民间资本投资医疗卫生事业，也没有增加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而是鼓励医院自己创收，并出台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放权弃责”的做法。长期以来，从供给方看，各级政府任由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解体、放弃社区医疗卫生网络的整合和建立，而是锦上添花地扩张城市中心医院；从需求方来看，政府基本只保证党政事业机关的公费医疗，即便是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当时也是为了配套国有企业改革，让非国企就业群体补贴大面积亏损的国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四）当前首要的是解决付费机制和医院的营利动机问题

从体制上讲，现在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首先要解决付费机制问题。服务的成本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出路有两个，一个是医疗保险，第二国家财政投入。现在医疗保险不健全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将近80％的人口不在医疗保险的覆盖之内，加快医疗保险方面的改革应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体制，有两个选择，或是从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出发保低水平，但这样可能能够保的水平会太低；或是把水平提高到合适的程度，这样又会有相当一部分的老百姓交不起保险费。这样就需要国家财政干预，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可以考虑发行一种只能用来看病的代金券。国家财政本身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保险机制，或者是风险共担的机制。财政兜底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收入再分配：收入高的人要掏钱给收入低的人看病，发达地区的人要掏钱给不发达地区的人看病，不生病的人要掏钱给生病的人看病。付费机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要想办法弱化医院的营利动机。这是跟财政体制、跟付费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人事和薪酬制度。一定要想方设法弱化医疗卫生机构的营利动机。如果有这么强烈的营利动机，这个市场是没有办法监管的，政府再怎么监管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没有办法消除现在这些问题。所以必须釜底抽薪弱化营利动机。

四、结论

 医疗体制改革必须有政府支持，建立医疗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实行医院财务收支两条线；实行药品归类制度；医药、医疗设备及医疗耗材要由市级采购中心统一采购，由高向低拍卖；医药加价应以改革前加价的绝对值为参考标准，逐渐过渡到国家规定加价率的15；全国各地要建立昂贵医疗检验项目中心，全国各医疗行业技术及设备资源要网络化，共同享用；逐渐实行限价及定价医疗；要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实行非急诊患者社区医院首诊制度；全国的医疗技术人员实行全行业流动；通过医疗改革实践，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医疗卫生工作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 考 文 献

一、郝惠敏，从经济学视角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01) 。

二、许陵.，我国医疗卫生体制问题及改革思路，经济研究参考, 2005,(87) 。

三、傅鸿鹏 梁万年，《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年10期。

四、周子君，《医院管理论坛》2008年06期。

五、编委会，《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解读与新型城镇社区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指导手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8年。

六、叶林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新方案内容概览与展望》。

七、魏际刚,中国医药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国医药体制改革与发展) 。

八、孙祈祥 郑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九、胡苏，医疗服务和保险中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人口与经济，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