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6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创新

（一）在体制上真正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时有受损就不足以为奇了。在体制上还农民以国民待遇，也正是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执行宪法的体现。

在体制上还农民以国民待遇，首先就要在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上，给农民以一定的名额，这样，在涉农议案时，就有相关专家能切身站在农村发展的立场，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献计献策。其次，要打破农民进城的许多制度性障碍。“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第三，在劳动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坚定的信心，多年的革命宣传已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不能再以命令主义的方式管理农民，而应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真正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二）完善村民自治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

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权力相结合的组织力量更是强大。乡、村干部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尽管可能只是极少数），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凭借权力为己谋利，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涉农案件大多是乡、村干部滥用权力所致，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尽管有些问题得到惩处，但其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只有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完善村民自治制，进一步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防御乡、村干部滥用权力。村民自治既是农民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内涵，更是农村发展的必然。目前，村民自治困难重重，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压制和农民自治能力的不够，因此，急需党和政府给予体制上的支持。

（三）畅通与广大农民的沟通渠道，建立健全底层民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制度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农民有了一定的政治判断力和经济自主权，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了充分的信任。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也需要不断地自律和他律来完善自己，乡、村基层干部更需要党和人民的监督。乡、村基层政府的形象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乡、村干部既要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主要是财政任务），又没有足够的财政保障，而且部分人的素质不高，于是，有的干部千方百计侵害群众利益。对此，上级政府也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法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而身受其害的农民又不完全了解中央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信息的不完全），于是，某些干部的不正之风一度泛滥，肆无忌惮。因此，要畅通与广大农民沟通的渠道，强化底层民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制度，积极与广大农民协商对话，引导农民主动参政议政，使群众的智慧得到充分发挥，使底层民众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完全体现。这样，就能防范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镇压农民民意领袖，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就能保障农村的正常发展。

四、促进农村发展的文化体制创新

（一）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制，改善农村教学环境，提高农村整体素质

自建国以来，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实际上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方面导致相当多地区的县乡财政难以支撑，严重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农民的教育负担过重。近几年国家督促“普九”达标验收，各级政府才被迫对农村教学环境的改造有所投入。但仍有许多地方甚至连教师工资都久拖不决，教学环境根本就是凑合而已。对此，本届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村。因此，必须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制，从制度和行动上对农村教育给予必要的支持。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可以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管。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支出占县级教育的一半以上，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教师工资，将大大减轻县乡财政压力，将会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的素质会逐步提高。既为二、三产业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又为农业实现产业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所需的人才，农民素质提高了，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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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研究6(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