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币改革

论法币改革

第一、法币改革的历史原因

第二、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三、法币改革的历史意义

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

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

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

第四、法币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

（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

（三）法币改革的设计吸纳了部分外国财经专家的意见，法币政策推行过程中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某种支持

第五、法币改革综述

内 容 摘 要

1933年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布告”。在“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面对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布告》，实行法币政策。而对于此次法币改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毁誉参半，有的说“实行法币政策后，四大家族用法币兑换白银，很快就掠夺了三四亿盎司白银。”但是有的说法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却另有不容忽视的正效应：如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等等。

本文将对法币改革的历史原因、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论法币改革

谈起法币，人们往往会对之抱着不好的印象，如会联想到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在高中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在第8页中曾提及：“实行法币政策后，四大家族用法币兑换白银，很快就掠夺了三四亿盎司白银。”这更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币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趁机向人民大肆盘剥一笔。虽然法币改革有其本身的制度弊端，也在历史中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如为官僚资本对金融的控制和垄断提供了条件、助长了商业投机以及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等等。其实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较为深远的。本文主要从法币改革的历史原因、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法币改革的历史意义、法币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等四方面对法币改革进行综合论述，而本文的主要侧重点则放在法币改革的积极历史意义上进行较详细的论述。

第一、法币改革的历史原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建立金融垄断的过程中，改革币制是个极为关键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历经6年酝酿，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颁布“废两改元布告”，标志着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本位时期，使多年来因货币紊乱妨碍工商业发展的现象告一段落。然而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操纵于外人之手，致使世界银价的涨跌，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影响。

果然，“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据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 

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海商号一下子就倒闭了166家。资金的外流又引起国库收入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这样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各界均受到严重的打击。面对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民政府采纳了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第二、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第三、法币改革的历史意义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在谈及法币改革的历史意义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但法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却另有不容忽视的正面效应。法币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标志有：

（一）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

以法币统一的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之极。本位的银元就有“龙洋”“袁头”和“孙头”等，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而流通的辅币则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银毫”，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则不能通用，彼此间兑价相差悬殊。至于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横流各种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那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中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发行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及其障碍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

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是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政府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世界市场上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中国因实行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金融没有因之引起大波动。同时，法币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汇价的作法使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克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比价，可以在世界市场流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此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外贸形势以及“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工农业生产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的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可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的60%可兑法币的100%。 

实行法币后，市面上纸币（法币）的流通量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作为一种合理的金融现象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了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繁荣和工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12－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1936年间增长率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这种比例关系表明法币改革从一个重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最高时期。

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8.8%，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范围扩大时期或曰强力资本主义化时期。

中国的农业，1936年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大面积获丰收。据当时的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

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体现在经济上。而法币改革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长期效果”，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长期效果”表现在：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

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增强。

其次，实现法币改革，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调度现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实行法币，国家以法币收兑了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保证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财力投入抗日战争。法币实行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大有好处。

最后，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战时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场利率降低、迅速恢复和扩大了后方生产，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第四、法币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

即第一步首先实行“废两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币。“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优化了实行法币的金融环境。

1932年7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及其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采用银元；（2）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3）确定银元法价，开铸新银币。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件、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程度。其结果，一方面利于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在中国废止硬币流通，进一步实行发布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从而降低了发布改革的难度。

（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竟然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三倍。白银外流量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2月，上海各银行（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由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二是国内银根紧张，头寸短少，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三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乃至工厂难以维持。

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濒临此境，国内人士孔祥熙认为：白银价格的上涨与外流，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政府清除内部威胁，巩固在全国地位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财政收入”。

因此，中国除去进行币制改革外，看不到别的出路。孔祥熙等国民政府大员的见解反映出当时政府对此的认识水平以及中国的币制形势于此时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地步。国民政府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抓住这一时机义无反顾地推行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从政策上说确是明智之举。其一，可通过法币的推行屏蔽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冲击；其二，人心恐慌中实行法币改革可收买人心，利用人心，扩展推行法币的民众基础，从而使法币改革免遭强烈反对。

（三）法币改革的设计吸纳了部分外国财经专家的意见，法币政策推行过程中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某种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币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产物。美国顾问杨格、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等两位专家都参与了法币改革方案的研究。杨格曾“竭力主张早日探索实行改革的可能性”，他与罗哈托、林襟宇等外国专家在1935年3月15日建议，中央银行钞票应当法定为各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中央银行得用它的钞票收回自己的已发旧钞，或用以在各银行之间清算帐目；各银行应获准用白银、黄金或外汇缴存中央银行，或用合格的担保品向中央银行贴现以换取中央银行的钞票；中央银行有权选用白银、黄金或外汇按照市场价格收回它所发行的钞票。

杨格等人并努力敦促用白银作为担保寻求一笔外汇信贷，以支持该方案。后来杨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细节进行了仔细研究，进而提出“在通货的价值不过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种汇兑本位币”，“三家政府银行所发钞票将成为完全法藏的货币。钞票的发行将逐渐集中到中央银行手里”，“各银行的存银，加上从民间收集来的白银，将全部收归国有，并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备脱售换成外汇储备。”杨格等人的这个方案是极力促使中国向伸缩性通货和银行制度、向币制改革推进的一步。

但是国民政府并未立即采纳这一方案，未采纳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当时深受广泛流行对通货膨胀和纸币不能兑现的恐惧心理影响”所致。1935年6月，伦敦方面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派出代表在中国的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6月10日，英国政府并宣布派李滋·罗斯爵士到中国。对于英国的这项建议，“法国准备合作，但决定在日本和美国观望不前的时候，暂不派遣代表”；日本表示不派代表参与，并声称“美国对华的经济政策是比日本的军事政策还要厉害的”。

李滋·罗斯来华后对中国的法币改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1、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的疑虑

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和英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改革币制计划的详情，中国都加以拒绝了。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方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透露给日本。而李滋·罗斯来华，英国单独与中国会谈，国民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对中国币制支持的表示。英国的支持还表现在实行法币后对在中国的银行及侨民发出通告，引述和强调了中国有关“禁止英国国民用银偿债或支付任何其它金钱义务”，要求他们在中国实行法币后，承认和接受中国新货币，交出白银兑换法币。而且，除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也都这样做了。

尽管当时英镑遇到困难，但英国在中国的财政威信还是高的。英国给予的支持和合作就可能使中国避免“在财政上放任自流造成纸币不能兑现的危机”，避免“在没有多大成功把握的情形下冒然进行改革的可能”。

2、李滋·罗斯赞同并支持了杨格等人的方案

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

10月2日，宋子文、祥熙等人又将以杨格方案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方案通告李滋·罗斯。对于这个方案，李滋·罗斯“一般地表示同意。他和他的同僚锡瑞尔·罗杰斯和霍百器都出力协助提供意见”。“他的来临加上财政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人像触电一样起而行动”推进币制改革。

同一日，美国人杨格重新建议，将要推行的法币汇率最好“在0.29美元至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内选定”。因为，这一水平“是白银市场被美国政府收购政策扰乱之前汇价的近似平均水平”。杨格觉得，“选择一个新的，不至使通货的价值过高的外汇价格水平，至关重要”，“英国曾经在二十年代有过采用过高价值水平遇到严重困难的经验，并且拿法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稳定法郎价格获得好处的经验与之作了对比”。他甚至预言，“新货币如能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牢牢稳住，外逃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回，从而大大增加外币准备，使币制改革得告成功”。之后，虽然币制改革之初，“中国公开声明，中国的通货制度是独立的，不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但不久便先后与英镑、美元挂起钩来，并且大体上是采用了杨格事先设计的这一水准。“币制改革在中国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认为这是稳定汇价、结束金融市场上长期以来陷于混乱状态的勇敢步骤。各地报纸，无论中外，一致给以好评。

这次改革不仅在上海，也在华南和华北受到欢迎”。有影响的《字林西报》评论员于1935年12月4日说，中国政府的意图，“差不多已经得到普遍一致的称许”。“来自伦敦的评论赞扬了这次改革。美国方面的评论，起初是不明白表态，但是随着改革一开始即告顺利的形势发展转变为给以好评。”

此次国民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还必然影响于世界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中国币制改革时，抓住世界经济大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机遇，实行两步走的分步到位的审慎、稳健方法，为币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法币改革后的方案在公布前仔细地听取并部分采纳了外国专家的意见，使方案尽可能合于国内、国际实际。所以，较好地处理相关因素，是法币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五、法币改革综述

综上所述，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巨大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但是，法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是进步的，它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过程中不可跳过的一环。相对于旧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它能够更深、更广、更多层面的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所以只有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才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才能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历史借鉴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潘连贵，《上海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