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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为理性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
XCLW116229 论行为理性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
一、选择行为心理角度研究操作风险的必要性
二、操作风险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理性与有限理性
(二)理性行为的心理特性
非贝叶斯法则预期。
2、框架效应。
3、机会主义倾向。
4、过度自信。
(三)外部环境对理性行为的影响
三、我国银行操作风险的理性行为分析
(一)风险监控机制的缺陷造成对个人理性行为的约束不足
(二)不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导致对理性行为激励功能的异化
(三)经理人市场选择的缺失成为理性行为约束环境中的短板
四、引导有限理性行为、防范操作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银行内部环境缺陷的修正: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
1、强化约束机制。
2、改革激励方式。
(二)合理引导行为人的思维:营造银行文化氛围和价值观教育
(三)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强化外部环境的约束与激励
内 容 摘 要
一、选择行为心理角度研究操作风险的必要性
在现代经济中,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与发展,经营组织所面对的风险日益多样和复杂。继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后,操作风险逐渐成为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来分析操作风险而忽略了人的因素。相对于管理、业务流程等技术因素而言,操作风险管理的核心,仍然应是对人的管理,包括对人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引导、能力的培育等,并应适度拓展操作风险的管理视野,基于人的心理特性设计一个良好的约束激励框架并付诸实施等。
二、操作风险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理性与有限理性
按照西蒙的定义,“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一是适合现实指定目标,二是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理性可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
在行为金融学的理性行为研究中,人的“有限理性”是一个重要假设前提。行为金融学认为,认知的局限决定了人类存在着许多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和决策,即“有限理性”。同时,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他主义、公益责任等观念导引,也会使人产生“有限自利”。我们可以看出,对理性的判断有两种,其一是经济学上的,其二则是社会学上的。
(二)理性行为的心理特性
行为金融学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利的存在,人们不象主流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在每一种情境下都清楚地计算得失和习惯的影响,因而未来的决策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人在决策时总容易表现出如下心理特性:
1、非贝叶斯法则预期。根据人的正常认知状态和心理,当一个人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作预期的时候,经常会把小样本的概率分布当成总体的概率分布,夸大小样本的代表性,犯了“小数法则偏差”。
框架效应。人们在面对决策时,不仅考虑行为的预期效用,而且也会受到问题的框架方式的影响,即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行为人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
机会主义倾向。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有时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
4、过度自信。这个概念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相联系。在行为人当中,不论是理性行为者还是非理性行为者,都不会怀疑自己理性的存在。
(三)外部环境对理性行为的影响
虽然个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并带来风险。但外在环境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和抑制人类的理性行为。这种外部环境包括对人激励约束的制度构造与执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等。在现实社会中,外部的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漏洞,因此有时不仅无法帮助人作出理性选择,甚至会产生不良诱导。在这样的外部约束环境下,人的投机性倾向、过度自信等冒险的心理特性会得到诱导,从而引发操作风险。
三、我国银行操作风险的理性行为分析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人类天然的心理特性决定了其行为的风险性。因此银行从业人员的有限理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暗藏着操作风险隐患。
(一)风险监控机制的缺陷造成对个人理性行为的约束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风险控制意识淡漠。二是内部制度执行不力。三是银行内审体制的缺陷。
(二)不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导致对理性行为激励功能的异化
规章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约束,但是如果没有激励机制相配套,被约束者就会出现消极怠工现象。当前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很多时候不仅是约束机制不到位,同时也反应出激励机制不到位或错位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对激励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
(三)经理人市场选择的缺失成为理性行为约束环境中的短板
除了银行内部环境的缺陷外,其他社会外部环境也影响着银行从业人员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尚未形成经理人市场,未能通过经理人工作信息的积累与传播来发挥市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尚未形成具备良好约束和激励功能的经理人市场。
四、引导有限理性行为、防范操作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银行内部环境缺陷的修正: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
应健全银行内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的约束作用,从而提高行为人违规的成本预期和违规暴露的概率预期;完善分配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的激励作用,从而提高行为人合规行为的收益预期;通过约束与激励的并行,引导银行从业人员作出自身、他人和银行利益相统一的理性行为选择。
1、强化约束机制。一是树立内控先行的经营理念。二是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环境。三是健全和完善内部稽核体制。
2、改革激励方式。在劳动用工方面,应根据市场化原则设置分支机构和内部岗位,干部任免基于业绩,强化考核与监控机制,形成市场化用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可以探索实行年薪制、期权收入制和补充养老金制度等多种方式,加强绩效考核与指标真实性、虚假责任追究的有机结合,以确保绩效考核作用的发挥,防止激励功能的异化。
(二)合理引导行为人的思维:营造银行文化氛围和价值观教育
首先应着力于营造银行的良好文化氛围,尤其是风险文化。风险文化必须能够甄别和鼓励那些善于应对风险获得收益的高管和员工,惩罚那些过度冒险或者过度厌恶风险的人。同时,还应加强对员工的价值观教育,让其认识到个人信用、职业操守、道德等方面给人带来的价值收益,通过对行为人思维方式的教育、引导,来激发其社会人“有限自利”的特性,从而有效降低其作出有损银行利益的个人选择机率。
(三)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强化外部环境的约束与激励
我国银行业应逐步实行职业银行家制度,把银行管理者纳入企业家的范畴管理,建立职业银行家的选拔、聘用和考核机制,通过经理人市场的形成,营造经营者竞争上岗的格局。同时,通过构建经理人市场约束与激励机制,减少银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运用对银行经理的选择、聘用权,给经理职位引入风险机制。
论行为、理性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
一、选择行为心理角度研究操作风险的必要性
在现代经济中,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与发展,经营组织所面对的风险日益多样和复杂。继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后,操作风险逐渐成为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存在多种版本。但目前在对操作风险的研究中似乎更多地关注技术层面的失误,而对银行从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引起操作风险的行为及动机分析较少。事实上操作风险控制的难度正是在于银行从业人员个人主观行为的难以预测和控制。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来分析操作风险而忽略了人的因素。在所有精巧的模型之下,面对的是一群有着不同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人群,任何看似完美的制度都可以因为执行者形式上的敷衍而形同虚设。所以,相对于管理、业务流程等技术因素而言,操作风险管理的核心,仍然应是对人的管理,包括对人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引导、能力的培育等,并应适度拓展操作风险的管理视野,基于人的心理特性设计一个良好的约束激励框架并付诸实施等。
二、操作风险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理性与有限理性
按照西蒙的定义,“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一是适合现实指定目标,二是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理性可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完全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直觉理性是一种比较弱的、处于本能的反应;有限理性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行为金融学的理性行为研究中,人的“有限理性”是一个重要假设前提。行为金融学认为,认知的局限决定了人类存在着许多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和决策,即“有限理性”。同时,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他主义、公益责任等观念导引,也会使人产生“有限自利”。比如献血志愿者、义务劳工等,就是偏离了严格的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理性的判断有两种,其一是经济学上的,其二则是社会学上的。在传统金融理论中的“经济人”到了行为金融学中已经比较接近制度学派所倡导的“社会人”概念,他们在行动中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化痕迹。因此,在分析其行为时必须考虑“社会人”的概念,并且相信在特定环境下,多样化的动机会导致人放弃使用传统经济意义上的理性行为。
(二)理性行为的心理特性
行为金融学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利的存在,人们不象主流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在每一种情境下都清楚地计算得失和习惯的影响,因而未来的决策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人在决策时总容易表现出如下心理特性:
1、非贝叶斯法则预期。根据人的正常认知状态和心理,当一个人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作预期的时候,经常会把小样本的概率分布当成总体的概率分布,夸大小样本的代表性,犯了“小数法则偏差”。比如当某银行员工违规而未受处罚时会对周围的员工形成不良示范效应。
2、框架效应。人们在面对决策时,不仅考虑行为的预期效用,而且也会受到问题的框架方式的影响,即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行为人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比如下达考核指标时,如果同时明确指标真实性的责任,将显著抑制网点负责人为完成任务而冒险的冲动;但如果采取含糊的态度,则当考核过于严厉时很容易诱发网点负责人的风险偏好。
3、机会主义倾向。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有时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比如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说谎、欺骗或者违背承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有时候采取这种方式行事。而人们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具体形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4、过度自信。这个概念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相联系。在行为人当中,不论是理性行为者还是非理性行为者,都不会怀疑自己理性的存在。他们自认为已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因而决策时便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并甘冒风险。
(三)外部环境对理性行为的影响
虽然个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并带来风险。但外在环境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和抑制人类的理性行为。这种外部环境包括对人激励约束的制度构造与执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等。事实上,人类所设计的各种组织、制度,都是对付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理性不足的产物,希望通过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内部管理和控制,来修正个人选择的约束条件,增强个人的理性选择能力。但现实社会中,外部的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漏洞,因此有时不仅无法帮助人作出理性选择,甚至会产生不良诱导。比如少数银行内部责任追究流于形式,这往往会使员工认为一旦作出不轨行为后受罚的预期成本较低,同时内部监督薄弱则会使其进一步认为冒险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而收益很大。在这样的外部约束环境下,人的投机性倾向、过度自信等冒险的心理特性会得到诱导,从而引发操作风险。
三、我国银行操作风险的理性行为分析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人类天然的心理特性决定了其行为的风险性。因此银行从业人员的有限理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暗藏着操作风险隐患。在我国的操作风险案例中,我们也不难找到由于非贝叶斯法则预期、框架效应、机会主义倾向或过度自信等心理特性造成的风险。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操作风险案例中,风险的发生来自外部环境对个人的制约、激励与良性引导不足,也来自银行未能通过内部良好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为从业人员创造个人行为选择的良好外部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诱发员工的非贝叶斯法则预期、机会主义倾向等导致冒险的心理特性。
(一)风险监控机制的缺陷造成对个人理性行为的约束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风险控制意识淡漠。当前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较为落后,不少银行仍停留在重业务扩张、忽视风险控制的误区中,在负债等业务的竞争上不计成本,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益,内部管理滞后于业务发展。二是内部制度执行不力。在我国银行风险控制体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良好的风险管理环境,制度执行不力,导致责权利严重分离。比如不良贷款责任人可以以政府干预等客观原因为由逃避或减轻处罚;不良贷款的责任只追究到信贷员一级,而未落实到当初真正拍板的行长;责任追究的方式仅限于几十元、几百元的罚款;对于调离原岗的规定,也只是把相关管理人员平调到另一个岗位等。三是银行内审体制的缺陷。在银行的组织体系中,稽核部门的重要性通常得不到管理者的重视。银行内审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内部审计体系构架不合理、工作职责归属不清、评价考核模糊;审计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不适应;检查范围和深度局限、处罚整改不力;复杂的人情关系严重影响内审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工作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较大牵制等。
(二)不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导致对理性行为激励功能的异化
规章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约束,但是如果没有激励机制相配套,被约束者就会出现消极怠工现象。当前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很多时候不仅是约束机制不到位,同时也反应出激励机制不到位或错位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对激励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对员工和管理层的业绩评价与考核存在较大缺陷,如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指标关联度较差,对考核结果的真实性缺乏检查和核实等等,从而导致从业人员行为的短期化,甚至隐瞒和欺诈,以未来的风险损失支撑近期的“良好业绩”。同时,我国银行业在其他激励机制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银行员工收入基本上都是相对固定的工资和奖金,收入与个人经营能力、经营业绩低相关,经营者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等等,从而增大其违规行为的收益预期,诱发损害银行利益的有限理性行为。
(三)经理人市场选择的缺失成为理性行为约束环境中的短板
除了银行内部环境的缺陷外,其他社会外部环境也影响着银行从业人员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尚未形成经理人市场,未能通过经理人工作信息的积累与传播来发挥市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通常拥有一个发达的经理人市场,无能、不尽职或者存在道德风险的经理人员与能力、责任心强、信誉良好、品德高尚的经理会被自然区分开来。由经理人竞争构成的专业市场对个人行为具有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作用,并对其行为的累计结果有一种信息档案功能。然而,由于当前我国银行业内部的行政等级化管理,银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大都是上级的表彰和行政职务的升迁,因此尚未形成具备良好约束和激励功能的经理人市场。
四、引导有限理性行为、防范操作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银行内部环境缺陷的修正: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
应健全银行内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的约束作用,从而提高行为人违规的成本预期和违规暴露的概率预期;完善分配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的激励作用,从而提高行为人合规行为的收益预期;通过约束与激励的并行,引导银行从业人员作出自身、他人和银行利益相统一的理性行为选择。
1、强化约束机制。一是树立内控先行的经营理念。银行高级管理层应充分意识到内部风险失控的危害,把安全性作为第一项经营目标,把内部风险控制作为内部管理中的首要目标。二是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环境。银行应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形成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有效均衡、权责对等的内部管理架构,尤其应加强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与执行。三是健全和完善内部稽核体制。应构建科学的内审管理体系,使之在体系设置、人员思想等方面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双重独立,真正体现内部审计的价值。
2、改革激励方式。在劳动用工方面,应根据市场化原则设置分支机构和内部岗位,干部任免基于业绩,强化考核与监控机制,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市场化用人机制,淡化行政级别和行政待遇,逐渐转向经理职业化。在收入分配上,可以探索实行年薪制、期权收入制和补充养老金制度等多种方式,强调收入状况与绩效、贡献大小相挂钩,拉大收入差距,解决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矛盾。在绩效考核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加强绩效考核与指标真实性、虚假责任追究的有机结合,以确保绩效考核作用的发挥,防止激励功能的异化。
(二)合理引导行为人的思维:营造银行文化氛围和价值观教育
首先应着力于营造银行的良好文化氛围,尤其是风险文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其风险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在构建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强调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即无论是一般员工照章办事,还是高管人员的集体决策,都必须基于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微观基础之上。风险文化必须能够甄别和鼓励那些善于应对风险获得收益的高管和员工,惩罚那些过度冒险或者过度厌恶风险的人。同时,还应加强对员工的价值观教育,让其认识到个人信用、职业操守、道德等方面给人带来的价值收益,并利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对各个层次的管理者、普通员工进行敬业爱岗教育、团体荣誉感等方面的心理激励,通过对行为人思维方式的教育、引导,来激发其社会人“有限自利”的特性,从而有效降低其作出有损银行利益的个人选择机率。
(三)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强化外部环境的约束与激励
我国银行业应逐步实行职业银行家制度,把银行管理者纳入企业家的范畴管理,建立职业银行家的选拔、聘用和考核机制,通过经理人市场的形成,营造经营者竞争上岗的格局。同时,通过构建经理人市场约束与激励机制,减少银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运用对银行经理的选择、聘用权,给经理职位引入风险机制。在经理人市场中,专职经理的高额报酬迫使其必须运用合法合规的手段保持适当利润,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成功比失败更有边际效益,促使其追求长期的成功,追求一生的职业荣誉、社会地位等目标,而不是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因此建立银行经理人市场,既是银行两权分离后需要职业银行家对银行法人财产进行专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也是客观评价银行经营绩效,建立优胜劣汰用人机制的客观要求,更是以此来约束、监督和激励经理人作出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理性选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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