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废两改元”政策

每银本位币一元=上海银两(纯银)0.69923

加铸费2.25%=上海银两(纯银)0.0157327

每银本位币一元=上海银两(纯银)0.715

3、其他规定。除对“废两改元”实施时间和换算方法进行要求外，条例还规定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二十六点六九七一公分，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二十三点四九三四四八公分。其型式由财政部拟定，呈请国民政府以命令颁定之。每银元等于百分，一分等于十厘。每元重量与法定重量比之公差，不得逾千分之三;每一千元合计之重量，与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万分之三。其成色法定成色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千分之三。旧银元合原定重量成色者，在一定期限内，得与银本位币同祥行使。银元使用过久，得送中央造币厂兑换同额新币，但其重量成色，仍应按照条例相关规定。解决了银元的成色、重量、型式等货币基本细则问题。

（二）“废两改元”的实施

废两改元的实施自上海始而推及全国的。因此可以讲“废两改元”分为两个阶段：

1、上海试行废两改元。

为实施废两改元，国民政府曾联络上海金融界，做过许多准备工作，并在1933年初决定利用有利形势，将改革付诸实行。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废两改元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3月至7月在上海试行，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上海先行实施废两改元令》，3月7日，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组成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自10日起按照财政部规定兑换率，“管理上海市面原有之银两与通用之银元兑换事宜。”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对币制改革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在做好各项准备后， 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试行废两改元，规定即日起全市各行各业，一切交易，一律用银元计算，不得再用银两。但在过渡期内，可以银两兑换银元，也可以银元兑换银两，所有公私款项、债权债务、各种税收及一切交易，虽不一定以银元收付，但必须按法定换算率折算为银元计算。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这种逐步推行的渐进式改革，使人民和商家在思想上和习惯上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体现了“当局者迁就环境之苦心”。国民政府原计于7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改革，然而，上海的试行情况却超出了当局的预料。按理在废两改元试行期间，商家需用银元剧增，持银两向委员会兑换银元者，理应较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其反，以银两兑换银元者，仅占绝对少数。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自3月10日起，至4月5日结束止，兑出银元2031158.03，兑入银元63449030.99，远远超过兑出之数量，净兑入银元6140万元之谱。银元大量兑入，“废两改元成废洋改两之局”。面对此种形势，国民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

2、全国实行废两改元

1933年4月5日，财政部正式公布废两改元布告，宣布从4月6日起提前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废两改元，要求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 虽然此前国民政府为实施废两改元，已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改革的实施过程超出了国民政府的原定计划，因此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废两改元时，准备工作并未完全到位，仍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造币厂银元铸造量不足和中央银行白银兑换进展不顺两点上。中央造币厂建成后，由于“机力、人工、均属生疏”，而且“造币机件系参照美国最新工厂，设备完善，非旧厂工匠所能滥竽，且训练员工非短期所能纯熟，是以每日出品为数仅数万元。”从而导致铸币数量不足。铸币数量有限直接影响兑换工作。废两改元正式实施后，拥有大量库存白银的中外银钱业，并没有马上将白银交出兑换银元。虽然废两改元令颁布后，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元宝已不能流通，但银钱业仍多以此为库存准备金。财政部“虽曾一再明令废两，但各方面仍有沿习旧制，未全废除。根本原因在库存现银尚未变更，实与改革币制大有阻碍”。因此，“财政部为彻底废除银两计，非将此项存库宝银，改铸本位银币不可”。

总之，在1933年废两改元实施前，国民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然而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并受客观条件制约而影响了银元的发行速度，最后又受到了世界银价提高和白银外流的冲击。在改革过程中，国民政府财政部、中央银行和造币厂紧密合作，克服困难，完成了废两改元的任务，实现了废除银两统一国币的目的，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

三、“废两改元”成功的原因

虽然“废两改元”政策在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遇到了很多阻力，实施的效果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了理想效果，但是总体来说，“废两改元”取得了成功，银两制作为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已走到了尽头，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1932年上海洋厘猛跌，为废两改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沪市厘价，在1932年1月间，原不过七钱一分七厘上下，及“一·二八”事件后，金融业停市六日，及2月4日复业开市，银洋两紧，洋厘猛抬至七钱四分，嗣后逐渐回小，常在三分五厘左右，至三月初而三分进关，同月中旬二分进关，四月初一分进关，日报趋下游，至四月下旬七钱进关，后降至六钱八分左右。该每况愈下情形与往年同期大为不同，如1929年是一分八九厘，1930年为二分二厘， 1931年达三分。洋厘暴跌是银紧洋松的表现。其原因：一是农村经济崩溃，蚕丝茶米上市减少，缩小了银元用途。二是“一·二八”战后的金融业，对放款持保守态度，限制信用放款，大量收回贷款，各埠将现洋汇沪，造成上海银元存量大增。三是因钱庄存洋无息，所以以洋售银的多，加上银元铸造日多，而银两未见显著增加，遂成江河日下之局。废两改元的难题之一是银洋换算率的确定。银元市价低落，跌至含银实值以下，既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又为政府确定银洋换算率提供了极大方便，从而使政府下定了废两改元的决心。

（二）银元数量的大幅增加。

据估计，1931年全国流通银币170722.5万元，其中中国铸造银币162722.5万元，外国银币8000万元，而银两数量不足一亿五千万两，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三地，上海银两存底， 1924—1927年间，常在五千万两左右； 1928—1932年6月底，常在八千万两上下。未见显著增加，以此维持银两本位，殊觉为难。反观银元存底，从1923的3560万元，逐年增加， 1932年6月底达23913万元，开空前未有纪录，大大缓解了银元不敷周转的困难，此长彼消，对比悬殊，银元取代银两成为必然。

（三）上海造币厂的建成。

1920年，在银价高涨和银元缺乏的影响下，上海金融界提议设立上海造币厂，鼓铸新币，为统一币制作准备。该提议经币制局总裁周自齐陈请，得到北京政府批准，派钟文耀为厂长，设筹备处于上海银行总会，并聘美国人赫维特为总设计师，仿照美国费城造币厂，订购最先进的机器，预定规模为日造新币40万元。因当时国库空虚，无款可拨，乃由厂方以盐余为担保，向沪地华银团借款二百五十万元作为开办基金。1924年，因第二次借款未成，经费无着而停顿。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财政部着手恢复上海造币厂，1928年改名中央造币厂，并渐次通知所有各省造币厂停铸，以期统一币政。至1932年厂内工事次第完竣， 1933年3月1日奉令正式开铸。因赫维特解约归国， 1933年4月另聘美国人葛兰德为币制顾问，驻厂办事，该造币厂从筹建到开铸，前后13年，更替八任厂长，几经波折，历经艰辛。该厂设备先进、制度完善，所有逐月出品银币厂条数量，均由审查委员会列表公布，成色重量均由审查委员会所组织的化验处抽验符合法定公差方能出厂，曾经美国费城、旧金山造币厂和印度孟买造币厂化验，均甚合格，上海中央造币厂的建成及其铸造的信用优良本位币，是废两改元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对“废两改元”的评价

学术界对于”废两改元”有很高的评价，”废两改元”完成了传统白银货币制度的近代化转型，整顿了国内货币流通秩序、推动了我国货币制度的不断进步，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除币制意义外在金融、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废两改元”的意义和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两改元的实施肃清了货币流通的混乱。废两改元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的一页，它改变了当时中国通货紊乱不堪的情形，力图结束银两并行的局面，以法律的形式确立银元为中国本位货币，建立了单一的银元本位币，简化了货币种类。便利了在商品流通、票据交换等领域中繁琐的工作，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关键的一步，清了障碍。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的货币整顿扫清了障碍。

（二）废两改元的实施促进了银行业的近代化发展。为确保废两改元的实施，国民政府积极建立中央银行，并将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收归国有，同时颁行《中央银行法》、《中国银行条例》及《交通银行条例》规范之，促进了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废两改元过程中确立了新式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地位，对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废两改元之前，银两的汇划、兑换、存储等都是钱庄的传统业务。废两改元之后，“一切交易银行均可独自任之，不必受制于钱庄”。

（三）废两改元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民国以来虽然用银币为单位，但关税之关平银及田赋之两石等名称仍然存在，及至废两改元之际，方废除关税之关平银田赋之两石等名称，划一税收单位。废两改元之前，各地银两平色不同，辗转折合，损耗颇大，影响了贸易的进行阻碍了生产。废两改元的实施确立了银本位币为唯一币种，省却折合之累，减轻了商民负担便利了贸易。

（四）“废两改元”的成功，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金融体系向现代的转型。新兴的金融机构———银行业借“废两改元”之力得以更加顺利地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而旧式钱庄业则因为“废两改元”顿时失去了“洋厘”和“银拆”这两项重要的金融工具，进一步丧失了其在金融业务领域的传统优势，钱庄业的自身生存和发展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其在金融领域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力从此日渐式微。

此外，“废两改元”的成功，还同时消除了外国金融机构企图继续利用“两元并用”所进行的金融投机活动，以及利用它们阻碍中国继续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诚然，与当时世界各国普遍放弃金属货币制度转而建立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相比，“废两改元”的成功仅仅是刚好赶上了末班车，但仍然落后于世界货币制度发展的潮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从另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说明了1933年“废两改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实上，正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成功，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币制的一次真正而有用的简化工作”，从而为其后政府推行“法币”、实现现代通货管理制度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币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参 考 文 献

1、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

2、《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3、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4、石涛. 废两改元实施经过考论.中国钱币，2009（3）

5、吴景平. 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2001（5）

6、中国人名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近代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

7、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8、叶世昌 潘连贵，《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9、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