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金融改革的问题

内容摘要…………………………………………………………………2

一、“金融改革”，时机来临……………………………………………3

（一）一件称手的利器？……………………………………………4

 （二）股改，千点已到………………………………………………6

（三）汇率改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7

二、从“管制+自主”到“自主+管制”………………………………11

央行对房贷利率的调整对金融业的自主而言，是一个极好的

样本。…………………………………………………………11 

（二）金融业确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的行业………………………12

（三）金融业的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权力自我限制的过程………12

三、锻造现代金融体系，难在哪里？…………………………………12

 

（一）随着媒体的开放程度提高，人们也看到了金融界存在的劣根

性问题。………………………………………………………12 

（二）上有董事长“辞职”下有储蓄员卷款………………………14

（三）现阶段，以存款论“英雄”似乎成了国内银行界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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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中国银监会而言，当前可谓备受煎熬、如履薄冰……16

（五）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银行

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17

参 考 文 献 ………………………………………………………… 19

内 容 摘 要

近年以来中国的重大新闻，无一不与金融相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央行利率成为调控的最主要手段，也成为争议最大的手段。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当经改持续深入如中国者，金融也成为舞台中的主角当然无可避免，以现在的种种迹象表现，隐约预示着一场大的改革正在酝酿。从利率到股市到汇率三个大市场都有利于金融改革的时机，而随着媒体的开放程度提高，人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金融改革存在的问题，从“管制”+“自主”到“自主”+“管制”是变则通的过程，对于银监而言，对金融犯罪、金融腐败及由此引致的金融风险情况发生是应防范和杜绝的，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银行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我国近年来金融改革的问题

持续了25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焦点现在都聚集到了金融上，细细梳理一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大新闻，竟无一不与金融相关：

四大国有银行为上市积极准备，中央政府拿出高额现金冲销银行业的坏帐；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央行利率成为调控的最主要手段，也成为争议最大的手段；

证券市场连创新低，新发股票上市竟成为下跌的主要动力，直接融资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政府资金为主的平准基金成为市场所盼望的唯一救市手段；

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沉寂已久的期货交易呈现出高度活跃态势，“逼空”再一次成为市场的主流；

国外热钱对中国汇率虎视眈眈，汇率改革仍受高度关注；

银行业大案频出，卷款潜逃案时见于媒体；而另一方面，银行变得越来越“势利”：大小户分享不同待遇已经不是新闻，原来各种免费大餐现在纷纷改为收费，公众的各种指责也纷至沓来。

一、“金融改革”，时机来临

中国经济改革25年来，一直隐蔽在幕后的中国金融业在2005年第一次不得不站到台前，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本来，当经改持续深入如中国者，金融业成为舞台中的主角当然无可避免。经改之初，弄潮儿们凭的是勇气、之后是智慧、再往后是规模。而到了现在，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再好的主意也已经无法变成滚滚利润的产业，创业门槛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自身官僚渊源所造成的沉默习惯和产业化的不发达，使本早就成为万众瞩目焦点的金融业一直处于“半掩面”的状态。今天它不得不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似乎是一个扭曲的、弱不禁风的形象，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病病歪歪的金融业现在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金融业现在的种种表现，隐约预示着一场大的改革正在酝酿。

当然，对于这场改革的未来，我们还未可预知。它会带来什么？一个健康的，能够给中国以更好未来的金融业吗？抑或仍是需要全体人民继续不断买单的、不断对产业界给出错误信号的金融？

（一）一件称手的利器？

实际上，金融业成为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已经不是第一次。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激活国内需求，央行连续下调利率。

不过从2005年央行继上年上调利率之后再一次上调房贷利率显然更具市场化意义。一方面，上调贷款利率不是普调，而是针对越来越热的购房贷款；另一方面，高喊了十多年改革的银行业现在真正开始有了一次自主权——在05年上调利率的过程中，它们可以对利率自行定价。

虽然上调房贷利率引起公众的大量非议，相当多的网民认为这是“房市感冒、老百姓吃药”。但实际上，在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国家里，政府调节市场的主要工具确实只有利率、汇率和税率3个手段。首先使用利率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市场热度，应该是政府的一个进步——不过在中国，公众也许还是要学会与不断深入的要素市场化过程共存。虽然在购房时谁都知道现在是银行利率低谷期，但公众还是只预期未来自己收入的增长，而不计算合同中已经申明的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

对于2004年以来中国高达14%以上的房价上升，中央政府的焦灼不言而喻——一方面，城市变得越来越昂贵，引起改革支持力量中的中坚分子的不满；另一方面，房价的上升也使银行风险在迅速上升，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第一季度上海的购房贷款占银行放贷总量的90%，一旦房市发生风险，金融业的风险巨大。

但是得到了贷款定价权的银行，就像一个没背会台词就被推到舞台上的新演员，被聚光灯照得晕头转向。在央行宣布调整房贷利率之后，数大城市的所有银行都在几天之内不约而同地停止房贷业务，因为它们需要停下来讨论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总体看，“定向爆破”的房贷利率调整可谓有破冰意义。众所周知，在房价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城市地价和基础建设的完善与否，房价的高涨可以拉动本地的GDP，对地方政府不无益处。决心要调控房地产热潮的中央政府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放之全国皆准而又名正言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工具，而利率正好称手。

（二）股改，千点已到

对于股民来说，2008年一定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年份。1800点不是底部、1700点也可能不是底部。现在我们应该回忆的是吴敬琏和许小年，在市场还处于相对高位的2004年以前，他们一个说出了中国股市的“赌场论”，给市场定了性；一个说出中国股市的“千点论”，给市场未来的走向定了量。

市场积弱，发行价不是底线、市盈率不是保障，甚至净资产也不再是铁底。而当市场跌破了所有这些底线的时候，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累积已久的股权分置，国有股一股独大，大股东胡作非为问题的时机已经悄然来临。现在，不是人为，而是市场自然地给出了一个机会，一个许小年提出后被众多股民唾骂的“推倒重来”的机会。

众所周知，A股股权分置问题一直是中国股市的一大顽症。由于早期国企上市中的种种认识不完全，怕国有资产丢失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大量上市公司都保留了高比例的非流通股。在股市的运行过程中，这些非流通股几乎成为国企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人质。仗着非流通股造成的大股东地位，不少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本不把流通股小股东的意见和权益放在眼里。最后造成流通股股东对市场的可信度失去信心，股市低迷。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2年就对中国股市下了“赌场”的定义。

不过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并不容易，简单地让非流通股流通起来实际上意味着现有流通股的价格要重新定位。当流通股股价还处于高位的时候，想让大量低价的非流通股进入市场侵犯了所有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受到所有股民的反对，所以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成为一个僵局——不解决这个问题，股市无法从根本上好转，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已经因利益受损而对股市信心大受打击的股民利益进一步受损。

相当的可能是，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格局，经济学家许小年提出了中国股市将下行到千点左右的“千点论”。

仅仅两年之后，许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到了这个位置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价格差已经处于历史最小的程度。客观上，解决股权分置的时机确已来临。问题是，政府和民众有勇气来面对这样一项眼前看来剧痛、但却功在后代的改革吗？

（三）汇率改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1、汇率一直是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中焦点中的焦点。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国内，而且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人民币汇率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业界估计由于看好人民币升值，各种投机资金套取人民币的总额也已经突破了千亿的数额。这些流入中国的热钱，构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几年以来，中国经济之都上海就受到了来自热钱的冲击——自2004年来上海迅速攀升的房价中，来自海外的投机热钱成为一个重要原因。

无疑，在这场始于2003年的要求中国上浮汇率的压力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不退让的立场。几年以来，面对热钱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至少有两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热钱都无功而返了。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的弱势美元政策，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客观上也使经济高速发展而对原材料有巨大需求的中国受到了一定损失。可以发现的是，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汇率问题开始松口了。首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说人民币汇率要改革，但要动的不是汇率，而是汇率的形成机制；接着是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会在一个“出乎意料”的时机进行。根据政府高层的表态，已经有媒体判断说，中国有可能对汇率进行改革，届时将放弃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而改让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

可以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大致已经确定，而温家宝总理说的“出乎意料”，也就是时机，成为最主要的变量。在大量投机热钱已经进入中国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来进行这场改革涉及经济的稳定。

2、利率、汇率和股市3个大市场中利于金融改革的时机齐齐到来本身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但更重要的是从自身而言，中国金融改革也已经到了最后时隙。根据入世协议，从2006年起，中国金融业逐步向外资开放。而相应我们可以看到，外资金融资本在几年来都在中国市场上极为活跃地布局。可以预见的是，虽然未来中国政府还掌握有央行金融政策这一有力的调控工具，金融业的开放也将是逐步的，但外资银行的进入无疑还是给中国金融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从另一方面看，现有中国金融的作用和地位下降得十分厉害。在民资汹涌的温州，炒房团、炒车团、炒油团、炒煤团，甚至还有炒文物旧家具的，都是民间资本以家族朋友或者是“抬会”这样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鲜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而同时银行的客户群已经缩小到为数不多的大型国企和民企中，对于中国民企和国企，银行要么是不敢贷，要么是不想贷，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华东地区迅速飚升的房价面前，各大银行才无所畏惧地大规模进入，而并不考虑其中的风险。

再看证券业，这个应该说并没有多少历史包袱的新兴行业两年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能运行下去的地步了。除了股指下跌之外，股市已经失去了直接融资的本来功能，强行上市的股票往往是拖动大盘大幅下挫，同时上市公司自身也已经无法卖出合理价钱。除了套牢的股民外，场外资金对股票更多的是谈虎色变，对这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畏惧。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大量的证券公司严重亏损、违规操作；银行内部人员违规违纪，甚至卷款潜逃也常常见诸媒体。

因此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的要求、时机来看，2008年都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大幕拉开的时候了。

3、历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金融业的动作，应该是动作频频而且力度不小：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证券和期货市场；建立商业银行制度并两次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力推商业银行上市；用股份制银行和像民生银行这样的民营银行来冲击和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用证券期货和外汇市场来分流和丰富资本的流通渠道；成立了证监会、银监会等新的国家机构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业监管，等等。十多年下来，建立了一个包括银行、证券、期货、外汇在内的完整体系，从政府监管机构、相关法律、市场主体和市场参与者，一个都不少。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这个完整的体系却暴露出巨大的缺陷。以至于财政一次向银行注资后没几年又出现大批坏帐；大批金融高管因经济问题而下马；大型的券商和经纪商纷纷因资金黑洞而被政府托管；上市公司已经完全不被其股东信任，新股已经无法上市。

随着媒体的开放程度提高，人们已经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金融界的问题，而就单个的问题而言，确实也能找到各种不同的原因，政府也试图就单个的原因进行对症下药式的解决。比如说让券商扩大资本、进行分级管理，本来是想让政府重点管好几个大券商，保住市场的基本稳定，但结果却是像南方证券、大鹏证券这样的大券商纷纷因资金黑洞而被政府接管，须知政府接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意味着用财政的钱来为那些资金黑洞买单——券商出现资金黑洞就意味着老百姓个人名下的资产流失，但财政买单就意味着用全体老百姓的钱来填补这些漏洞，其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道理。再比如为了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在垄断地位下盈利能力差的问题，政府引入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民资的民生银行，结果却是股份制银行和民资银行的“工中建农化”（民生银行一次董事会上董事对民生银行运作效率的评价，意指民生银行效率在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靠拢）。

时间到了2008年，中国金融业确实已经到了“穷则思变”的时候了。早已经有人预言，从中国开始逐步对外资开放金融业大门以后，人民币存款将会再现大搬家的情况。另一方面，即使这种说法言过其实，目前的金融现状也已经是事不宜缓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已经多次警告，中国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迫近的可能。问题是，作为金融业的实际掌管者，中央政府能下决心对金融业进行根本的改革吗？

二、从“管制+自主”到“自主+管制”

（一）央行对房贷利率的调整对金融业的自主而言，是一个极好的样本。

它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金融业体系中政府管制的力量仍然过大，以至于市场中各种角色离开了政府这个角色都不知道如何行事——银行拿到了利率定价权后不知道如何定价，老百姓则对银行随后定出的价格表示极大的不满——市场没有了强势的政府参与以后，突然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纵观中国的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政府管制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包罗万象到现在的有限管制，在此过程中，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在以前，金融业无疑是政府有限管制中的一个重点，政府管制着市场的游戏规则，无论是银行的利率、外汇的牌价还是上市公司的进场规则、期货市场的交易品种；除此之外政府还管制着市场主体的数量，银行、经纪商的牌照、上市公司的额度。中国金融的市场主体虽然在其内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如果要以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的自主权来评价，那么所有的中国金融企业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二）金融业确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的行业

我们无法用中国企业改革进程来要求金融企业，因为金融业确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的行业。管制是金融业中无法回避的领域，而管制到什么程度，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是一个需要摸索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中国金融企业目前所达到的是“管制下的自主”，在这种状态下运行的市场结果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对不容乐观。

相对中国金融业企业，西方金融企业是由自主逐步走向管制的，除了在利率、汇率和金融政策上受到管制外，企业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无疑，西方金融业数百年来的相对稳定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因此用从“管制+自主”到“自主+管制”来描述中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形容。

（三）金融业的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权力自我限制的过程。

对于政府而言，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不过同25年前的经改一样，中国金融业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在“穷则思变”之后，中国金融会迎来“变则通”的时代吗？

三、锻造现代金融体系，难在哪里？

（一）随着媒体的开放程度提高，人们也看到了金融界存在的劣根性问题。

继中银香港董事长刘金宝和原建行行长王雪冰之后，短短数年光景，又一个银行高官东窗事发、落马坠地了。令人尴尬的是，张恩照还身兼中纪委委员职务，不由得引起海内外对中国银行系统内部管理机制和金融改革真实成效的严重关注。

张恩照事件给建行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受损，进而对整个国有银行未来的海外上市产生负面效应。因此，选择一名既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又有国际威望的接任者，应该是尽快消除不利影响的上策。

通常，国外投资者对风险看得很重。人事突变无疑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国内银行业潜藏的、不可预见的风险依然存在，而最大的风险其实莫过于尚未暴露的“隐形”风险。由此，国外投资者在入股国内银行时将更加谨慎，要价也会更高。这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发行定价等一系列环节，进而打乱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总体布局和预期目标。更深层的背景是，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持怀疑态度。凡此种种，将成为我国银行业“走出去”战略的现实障碍。

无论如何，对于张恩照来说，他的历程已经画上句号。正如每个下台的高官一样，此前他的“激扬文字”言犹在耳：要防止金融大案、要案的发生；要注意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

值得反思的是，面对众多金融腐败案件，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国有银行的高管无一例外均由上级任命，这种人事制度安排本身是否与国有银行通过改制上市进而成为“真正商业银行”的目标相悖？接下来的问题是，国有银行的高管究竟属于政府公务员还是企业管理者？身份的模棱两可、界定不清，直接导致了监管虚置与制衡空缺。毋庸置疑，党政合一、政企不分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了，但在改革进入攻坚时期仍然亟待破题。

（二）上有董事长“辞职”，下有储蓄员卷款。

2005年3月24日，银监会公布了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分行重大违法经营案件。从2003年7月2日到2004年6月4日，农业银行包头市分行所属汇通支行、东河支行，包头市达茂旗农村信用社联社所辖部分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串通、勾结作案，通过挪用联行资金、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虚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等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牟取高额利息，涉案资金累计98笔、金额11498.5万元，有43人受到责任追究。

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对国内银行业的评审中，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的中国银行，恰恰也是近年来大案频发的银行。令人不解的是，中行在历次案件发生后都宣称将弥补相关的制度缺失，实际结果却始终未能挡住同类案件的屡屡出现。

不可否认，由于国际化程度更高、面临的监管环境更为严格，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问题可能更容易暴露一些。但严密的制度架构在实际操作中被扭曲，“人治”大于法治，或许才是各类案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有的犯罪嫌疑人以高额回扣为诱饵，先把大量存款吸引到其所控制的银行，然后再伙同银行内部人员，伪造金融凭证，将存款转入自己腰包。套路并不神秘，骗术非常简单，归为一点就是：金钱开道，内外勾结，共同寻租。但却十分奏效，屡屡得手。众多银行员工身陷其中，银行变成了私人金库，层层布防的金融规章和银行内控形同虚设。

（三）现阶段，以存款论“英雄”似乎成了国内银行界的普遍共识。

要确保拥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发展储蓄业务显然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此不管“存量”有多少，商业银行首要保证的是“增量”。

据内部人士透露，2004年初中行被确定为股份制改革试点之后，全行上下围绕吸储连续召开会议，布置“为了报表好看以利于上市”的任务。此后存款任务层层下压，基层员工每人日均吸储量猛增至40万元以上。而在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划分支行和分理处的依据只有一个硬性指标：存款余额达到1.5亿元；股改后，该项指标上升为4亿元。

在各项指令性考核任务的重压下，严格照章办事反而影响业绩增长。于是，制度规则成为“橡皮筋”、“口香糖”，伸缩自如、任人咀嚼。久而久之，一些违规做法便演绎为银行系统众所周知、心照不宜的“潜规则”。相应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强调“追求盈利性”的单一目标，机会主义盛极一时。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平台和管理手段，国有银行在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和风险监管上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接二连三的金融案件触目惊心。

在行长一手遮天的“官本位”体制下，银行的管理机制再完备、技术手段再先进，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个人的违法行为。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综合症”，为权力寻租、违法案件洞开了大门。银行的名称和招牌可以朝令夕改，制度变迁与机制转型却无法一蹴而就。换言之，人们大可不必指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上市“毕其功于一役”。

（四）对于中国银监会而言，当前可谓备受煎熬、如履薄冰。

国内银行界密集发生的大案要案，显然没能给成立至今第六个年头的监管当局留下情面，反而是以咄咄逼人之势公开“叫板”。

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银监会官方网站显得异常忙碌，连续发布了多项有关加强监管的通告、文件，频率之高十分罕见。可以说，一场席卷几乎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风暴”正在来临。毕竟，金融犯罪、金融腐败以及由此引致的金融风险已经直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而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是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和监管机构在关注银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防范操作风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4年6月发布的《新资本协议》，更是对银行的操作风险提出了资本要求。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这种失效状态可能是因为失误、期诈未能及时得到反应而导致银行利益受损，比如银行交易员、信贷员、其他工作人员越权从事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或风险过高的业务。

面对大量的资金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全行业“信任危机”，银监会以正式通知形式下发了针对商业银行防范操作风险的13条要求，要求所有银行机构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监管部门从监管软助下手，整肃银行案件高发态势的决心，至此达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静态化、事后化的金融监管无异于“亡羊补牢”，尽管为时不晚，但羊的数量绝对减少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内控不严还是监管不力，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由政府或者全民来买单。长此以往，不仅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而且导致分散的个体风险集结为聚敛的公共风险。

对于关注银行业改革特别是关注中行、建行股改进程的人们来讲，都不愿意看到获得国家巨额注资支持的两家银行接连曝出涉及高官的大案要案，更不愿意看到金融“蛀虫”旁若无人地卷走巨款。客观地讲，国有银行的改革历程不仅艰难而且复杂，肯定会暴露出很多问题。事实上，当前银行体系旧的羁绊远未彻底打破，新的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四大国有银行依然属于政官系统的组成部分，也都还是作为副部级单位在行政体制的襁褓里嗷嗷待哺，各家银行“金字塔”型的机构设置与政府层级如出一辙。这种行政化的银行体系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银行架构相去甚远。

（五）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银行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继续在一个非市场化而仍带有浓厚或变相行政色彩的宏观环境中，仅仅借助管理当局的某些行政性改革措施而人为地造就出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现代金融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乃是今后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参 考 文 献

邹宏元，《金融风险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邓伟利，资产证券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徐龙炳，《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沿研究》，《财经研究》，2001年第8期

杨大勇，《金融经济学股票定价理论最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4期

吴晓求，《证券投资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邹彦霞，《中国股市过度投机的成因及对策》，《经济管理》，2001年2月

马向前、任若恩，《基于市场效率的中国股市波动和发展阶段划分》，《经济科学》，200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