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票号之比较

目录

一：钱庄与票号的起源................................................5

（一）钱庄的起源.......................................................5

（二）票号的起源.......................................................6

（三）钱庄与票号起源的分析..........................................7

二：钱庄与票号的组织制度..........................................7

钱庄的组织制度....................................................7

1.钱庄的类型................................................................7

2.钱庄开设的手续...........................................................8

3.钱庄的内部组织...........................................................8

4.钱庄的职位相传与职工待遇...............................................9

（二）票号的组织制度..................................................9

1.票号的总分号制度........................................................9

2.票号的开设手续与组织形式..............................................10

4.票号的职工待遇.........................................................11

三：钱庄与票号的业务经营.........................................11

（一）钱庄的业务扩展与服务对象....................................11

（二）票号的业务扩展与服务对象....................................12

四：钱庄与票号的衰落原因..........................................13

（一）新兴金融势力对票号的冲击....................................13

（二）战乱频繁、财政困难造成的钱庄宏观经济环境恶化.........14

（三）钱庄与票号衰落的共同因素...................................15

1.钱庄与票号衰落的最大共同因素无疑还是自身的弊端，是其走向衰落的内因..........................................................................15

2.票号的衰落与钱庄相同，制度设计上都有自身的弊端.......................15

3.投机盛行.................................................................16

五：钱庄与票号的历史兴衰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16

.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减少投机行为.......................16

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应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相一致.........................................................................17

（三）适度集中，提高整个金融系统防御风险能力.................17

摘要

 众所周知，钱庄与票号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从钱庄与票号的起源、组织制度、业务经营、衰落原因等四个方面对其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起源上，经营货币兑换业起家的钱庄出现较早，票号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萌芽。票号比钱庄的组织制度更为先进，首先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顶身股制度的建立更是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钱庄在用人制度上任人唯亲，钱庄经理父子相传的例子不胜枚举，而票号恰恰相反，任人唯贤，建立了面向社会，内部选拔的人才通道。票号的总分号制使得山西票号开遍全国，而钱庄基本不设置分支机构，在业务拓展上与资本积累上要逊于票号。在业务经营领域，钱庄与票号都突破各自的传统经营领域，开始从事存贷业务，彼此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各自的服务对象。钱庄与票号的衰落，有其各自面临的复杂情况，但也存在共同的作用因素，彼此之间互为因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我国金融业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 

关键词：钱庄、票号、起源、业务

钱庄票号之比较

 提起钱庄与票号，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这是中国古代时期的金融机构，但问及到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大多数人并不能明晰这一组概念，这说明这两个概念的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其实，同属于中国早期金融领域的还有典当、印局等组织。但这些早期的金融机构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钱庄与票号。

一：钱庄与票号的起源比较

（一）钱庄的起源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币种复杂、币材多样的国家，通行的有铁钱、铜钱、银等，各地所铸的银钱成色重量不一致，名称也极为繁杂，生活与官方使用的并不相同，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便产生了大量的钱币的流通与兑换的需要，一些具有钱庄性质的兑换组织便产生了，明朝时，“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理放款，提供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汇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的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只不过早期这些组织并不称为钱庄。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才开始称为“钱庄”。它起源于这些货币的兑换及因经营这种货币兑换业务而引起的存放款业务。

 在明代文人的记述中，当时的钱庄一般被称作“钱市”或“钱桌”，进入清代，早期的“钱桌”逐渐发展为设铺经营，开始被称之为“钱铺”。早期的钱庄业务主要是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在明、清两代采用的货币制度都是银两和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以在清初的文献中，钱庄被习惯的称为“卖钱之经记铺”。因此，钱庄应产生于明末清初。

（二）.票号的起源

如果说钱庄的研究比较普遍一致的话，那么票号的起源就是众说纷纭了。根据各种文献及口传所得，可分为三种：一说明朝中叶、二说明末清初、三说清乾嘉道。虽众说纷纭，但有两个观点大家是一致的。第一是票号和汇兑的关系，第二是票号和山西人的关系，本文提到票号指的就是山西票号。明朝中叶虽然是山西票号的起始点，但是当时的影响力很是微弱。而明末清初的说法据说始于山西的康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不利败走时所得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氏忽的巨额财产，因此之后将普通的山西汇兑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此，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徐柯《清稗类钞》也讲：“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款败走山西，忽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关于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则是票号发展的一个黄金期，乾隆年间在山西太谷县发现的典籍中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沈阳，太谷有广盛号、元章号等13家商、票号捐银。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志成信、协成号等多家商、票号捐银的记载。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根据史料认为，在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关于日升昌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流行的主要说法。而日升昌的经历雷履泰也因此被票号业内公认为该行业的创始人。

票号的兴起利用其远距离金融调拨的能力为跨区域商业活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迅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三）钱庄与票号起源的分析

 钱庄的起源要远远早于票号，早期的钱庄主要职能是货币的兑换，同时，国家征税采用银本位，民众向国家缴纳税负，也需要用制钱兑换银两，这也为钱庄的产生奠定了一定基础。

 票号的起源较晚，它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一定层次的产物，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客观条件为其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钱庄的银钱兑换业务是基础业务的话，那么票号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大金融创新，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二：钱庄与票号组织制度的比较

 (一）钱庄的组织制度

1927年以前，上海钱庄的经营规模，业务范围及应力水平均可与现代化的银行（外资、华资）相媲美，而日益健全的组织制度是其保证。上海钱庄在中国钱业当中有很大影响力，其组织制度较为先进，各地钱庄纷纷效仿，因此，以下钱庄组织制度的研究主要以上海钱庄为主。

钱庄的类型

依据钱庄的组织标准分类，钱庄分为个人独资钱庄和合伙制的合资钱庄。

独资钱庄又叫做独股钱庄，是由一个人出资开设的钱庄。

合资钱庄是由多数人一起出资开设的钱庄。这类钱庄，在上海很普及，股东的人数各钱庄都不相同，少则两人多则十人。

依据业务范围的大小和资本规模分类，上海钱庄又分为汇划庄、挑打庄和零兑庄。

汇划庄在上海钱业当中实力最雄厚。其资本较厚忙业务营业范围也较广，信用较高。所以一般所指的上海钱庄，即指汇划庄。

挑打庄在资本上与汇划庄相比为少，业务范围也比汇划庄较窄。

零兑庄在资本总额上与各钱庄相比最少。其经营的主要业务为零星兑换。一般开设在闹市区，因此又有“门市钱庄”之称。

 2.钱庄开设的手续

上海钱庄以合伙形式居多。组织动机分为两种：一是有相同意向的股东自发组织在一起，集拢资金开设钱庄；二是由一位德高望重或经验丰富着发起，游说亲朋好友一起出资开设。合伙钱庄成立基本遵循以下几个步骤：集股，即筹集资本金；邀请见议，即约请保证人；立仪单，即签订合同；报钱业公会。

 3.钱庄的内部组织

钱庄的组织管理结构中除了东家（投资者）、经理之外，还设有“八把头”职位。

“八把头”即清账、跑街、钱行、汇划、洋房、银行、客堂等；分别负责以下事务：清账-会计、跑街-客户经理、钱行-市场拆款、汇划-查核存欠，保管票据、洋房-出纳、银行-负责钱庄之间业务往来、信房-书面文件往来、客堂-接待宾客。

另外，钱庄还设有学徒和栈司等职位。这些职员各司其职，分头经营，全权听从经理的调迁。

 4.钱庄的职位相传与职工待遇

钱庄在人事安排上带有明显的封建性，重要职位首选本人子弟和近亲，基本都是父子相传。在待遇方面，钱庄经理的薪水不高，自其以下更是逐级递减。因此职员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钱庄的发展。

（二）票号的组织制度 

 1：票号的总分号制度

 与钱庄采取独立经营制一般不设立分号不同，票号则采取总分号制。前文所提到的，本文所指票号为山西票号，其票号的总号设在山西省平遥县、太谷县、祁县，以北方为大本营，分号设遍全国重要工商业城镇，实行分之连锁制。

每家票号的分号数量不等，有十几个、二三十个的。日升昌的分号有24处之多。

2：票号的开设手续与组织形式

 票号的成立不需要向官府登记，不需要领取执照，也不需要缴纳税收。票号自成立之日起，主要是一种“东掌关系”，即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合约关系，就像现如今社会的董事局与CEO。票号的营业决策、职工人员选择、一切权利都归管理者，与投资者无关。

3：票号的用人制度

 票号能够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其较为严密甚至严厉的人事管理和招聘制度。任人唯贤，国家兴旺发达，企业有所成就。

 要做到任人唯贤就要知人善用，山西票号采用“留意人才，培养人才，挑选人才，鼓励人才”的方针。“留意人才、挑选人才”是面向社会的，“培养人才、鼓励人才”是面向内部的。

 面向社会，实际上就是票号的社会招聘；培养人才，就是不断招收新员工，培训老员工，从中培养人才；鼓励人才，实际上就是奖罚分明，该奖的奖、该罚的罚。

4：票号的职工待遇

 顶身股。俗称“顶生意”。这是票号业独具创新的一种吸引人才、激励员工的方式。此方式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在票号获利分红时，股东按银股分红，劳动者按身股分红。顶身股的员工死后，还可以分两三年到七八年的红利，这叫做“故身股”。在这种激励方式下，票号中从经理到伙计殚精竭力，将票号的兴衰与自身荣辱联系在一起，做起事来皆尽心尽力。

三：钱庄与票号业务经营的比较

 早期的钱庄与票号业务并不相同，也互不涉及，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票号和钱庄都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商业清算服务，经营存放款业务，二者都扩展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一．钱庄的业务扩展与服务对象

 钱庄起源于货币兑换，最初其业务是以银、钱兑换为主。随着环境的变化，近代时上海钱庄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钱庄摆脱了货币兑换业务，而集中在存款，放款，办理汇划等信贷活动上，基本具有了现代意义上银行所具有的大多数金融功能。

1兑换业务继续发展，上海钱庄利用银洋并用的货币制度，从过去的银钱兑换为主向以银洋兑换为主发展。钱庄兑换每万元收取1-2元左右不等的手续费，逐步把持了基于兑换形成的洋厘行市。

2钱庄已庄票作为信用工具，与外资银行、票号及华资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从拆票拆款活动中获取利润，并逐步掌控银拆市场。

 从顾客群体来说，同钱庄往来较多的，多是商人，钱庄的中心在商业发达的南方，主要以上海为中心。例如当时的米业、茶业、糖业、棉纱业、煤炭业规模都很小，主要依赖钱庄借款周转。

二．票号的业务扩展与服务对象

 票号的标志性业务是从事汇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商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店，与票号遍布各地的特征相适应。由于有的商号业务区域大，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城镇间的资本调拨频繁，票号在主营汇兑的同时其存放款业务也慢慢开始滋生出来。商号的这种组织形式，与票号实行的总分号制度一样，因此商号除了日常所需要的汇兑，存借款业务，也一并由票号来承运。

 与票号往来的，大多是政府官吏。票号除了汇兑商款，还汇兑官款，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交战，各省上缴的饷银不便运输。在几经周折后清政府令各省觅殷实的票号汇兑饷银。

 票号因为在各地都设有联号，所以消息灵通，如果某地有官位空缺，他们会先知道，这使得票号容易和官吏建立联系，再加上业务上的往来，使得官吏更加倚重票号，而至于互相勾结。

四：钱庄与票号的衰落原因

（一）新兴金融势力对票号的冲击

 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中，正当票号业处于日臻繁盛之时，却遇到了新的金融势力的挑战。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国内17家官办、商办银行像雨后春笋般诞生成长，其网络遍及城乡。这些银行都以汇兑为主要业务，而且不惜降低汇费来招揽业务，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为大清银行）和1907年成立的交通银行享有清政府给予的更多的特权，对票号的威胁力也就更大。户部银行当时在上海、天津等地10余城市设有支行。清政府还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到20世纪初期各省官银钱局纷纷成立也参与了汇兑活动。因此，票号的业务在银行与官银钱局的冲击下，严重受挫。不仅如此，还有花旗银行等外国银行在20世纪初也挤入中国的汇兑市场。票号在钱庄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冲击、新型中国本土银行的排挤下，历经了多次危机，倒闭的票号开始逐渐出现。

 最终，当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始垮台，票号失去了其攀援的大树，在乱世中，一些票号惨遭匪徒抢劫银钱，而在其后民众更是纷纷挤兑，欠款也无力收回，逐渐整个行业颓势难以挽回，盛极一时的票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二）战乱频繁、财政困难造成的钱庄宏观经济环境恶化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宏观经济形势决定金融业发展状况，晚晴钱庄发展举步维艰。战乱影响了社会生产和贸易发展，钱庄的经营也受到影响。战乱时钱庄还有可能遭到洗劫。例如，八国联军侵华时，京津一带的钱庄遭到大肆抢劫，然后放火焚烧，银库、契约与房屋荡然无存，北京的300多家钱庄无一幸免，最大的四家钱庄，现银被侵略军洗劫一空。从此，北京钱业一蹶不振。

 战乱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还有巨大的军费开支与浩繁的洋务建设，开支不断扩大，战争的破坏造成财源的枯竭，政府财政极端困难。钱庄不仅得不到政府财政的支援，相反钱庄处于金融风潮中时，政府在限期支付战争赔款的压力下，迫使贷使官款的钱庄限期归还借款，间接逼迫钱庄歇业倒闭。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的政策，这个举措基本上可以是看做压死钱庄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中国的银行业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1952年，仅存的28家钱庄被并入公私合营银行，从此钱庄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三）.钱庄与票号衰落的共同因素

 1.钱庄与票号衰落的最大共同因素无疑还是自身的弊端，是其走向衰落的内因。

 首先，钱庄在组织制度上采用“八把头”制，经理在去的股东信任后，独揽大权，任人唯亲，子承父位很是常见，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其次，在经营方式上，钱庄自有资本很少，资金多向票号和外资银行拆借，轻视存款，造成资金来源不稳定。钱庄资金链脆弱，抗风险能力不强，往往经受不住政治、军事甚至自然灾害的袭击。最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能顺应潮流，根据市场变化做出有成效的调整，那么只能将被历史所淘汰。

 2.票号的衰落与钱庄相同，制度设计上都有自身的弊端。

 票号虽是一个任人唯贤且对职员严密控制的组织制度，但有时对职员人身自由也进行不必要的限制。虽开创了顶身股这一先例但也对职员剥削严重，且顶身股一般要在票号工作很多年并在票号做出突出贡献之后才会有身股。初入票号的职员一般要经过训练，学徒的训练一般为3年，3年内是没有薪水的且要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有些票号不仅对学徒严重剥削，甚至还会对一些老职员进行压榨，做的事与拿到的酬劳不匹配是很常见的事。在战乱期间，屡屡出现员工携款私逃的现象。另外，票号的东家生活腐朽堕落，花天酒地啊，吸食鸦片，不理号事。票号所有者的堕落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3.投机盛行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经营放款的传统一直强调信用而不看重抵押。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太平时期会为工商业者提供很大的便利，从而积累客户资源。但一旦遭遇动荡局势，存款遭到挤兑，需要如数退还，贷款款项又极易成为坏账，收不回来。票号和钱庄衰落过程中，都遇到了大的挤兑风暴，钱庄是自有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不强。而票号则是无限制的扩大放款规模，这是其经营最大危险的来源。此种情况，票号遇到小的风波还能度过，一旦遇到全国性的挤兑，就无能无力了。

五：钱庄与票号的历史兴衰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

 钱庄与票号同属于中国早期的金融组织，最终历经沉浮，难敌坎坷，消失于世间，让人叹息。我们从两者的比较中，不难得出要顺应历史，看到未来趋势才能得以长久的发展结论，这对我们今天金融业的发展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要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来调整经营业务，要积极吸收外国的经验与教训，以融入到本国国情中，讲求信誉，以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减少投机行为

 政府应制订相关法律，控制和减少经济与金融活动中的投机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金融安全。就政府来讲，应该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操纵因素，特别是要引导投资，减少投机，净化市场，营造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二）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应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相一致

 贸易的扩大，客观上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来为其提供资金融和结算等方面的服务。这种需求刺激了钱庄业务的大发展，但钱庄内部组织即非完善，而资本又及薄弱，只得依靠票号和外国银行的支持，来满足需要。金融机构同经济发展不对称，形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易在薄弱环节钱庄上出现动荡。所以，要避免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建制和结构调整必须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一致。

（三）适度集中，提高整个金融系统防御风险能力

 票号因其实行联号经营制，利用规模优势抵御了一次次危机的冲击，而多数分散经营制的钱庄却未能幸免于难。由此看来，适当对金融机构加以几种是有利于抵御金融风险的，但这种集中应注意两点：一是集中不应以损失效率的行政撮合方式进行，而应依靠市场力量；二是适度集中，为抵御风险的同时，要注意风险的化解和消化，而决不能以适度集中来掩盖，拖延和积累风险，否则，这些积累的风险将会以更大规模、更大的破坏力来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1]胡军.票号、钱庄兴衰的比较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06.

[2]魏满涛.钱庄的兴衰钩沉[j].兰台世界，2012（03）.

[3]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1995.

[4]郭一先.平遥票号：金融史上的绝唱，金融经济，2002.10

[5]杨天宏.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12,1

[6]李霖.近代钱庄与票号对比研究及启示.2013

[7]杨彩霞.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8]童元松.晚清钱庄动荡衰弱的原因初探[J].2008，（11）：16-17

[9]桂露榕.严华.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其对现代金融的一些启示[J].

[10]孔祥毅.中国银行业的先驱：钱铺 钱庄 银号[j].中国金融，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