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XCLW180176 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一、序论

1、提出中心论题

二、本论

（一）汉武帝的个人简历

（二）汉武帝进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三）汉武帝统一货币铸造权

（四）汉武帝货币铸造改革

（1）、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历程

（2）、从改铸三铢到上林三官五铢

（五）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原因

（1）、上林三官

（2）、五铢钱

（3）、垄断铜材

（六）汉武帝货币改革的意义

三、总结

1、（一）国家的统一与中央政府的强大。

（二）五铢钱及其制度的合理化。

（三）汉武帝在其改革过程中，能够大胆、正确用人。

2、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在西汉历史上,货币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货币改制频繁,中央王朝与臣民之间争夺铸币权的斗争异常激烈,社会各阶层都卷入盗铸狂潮之中,汉武帝时期,因盗铸而犯罪的人数高达二百万左右,为中外历史所罕见。西汉铸币的重量、名称、形制多次变化,汉武帝以五铢铜钱为本位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货币制度, ，解决了财政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最终确立了五铢钱制度。

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汉武帝的个人简历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

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十六岁登基。[1] 为巩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击溃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首开丝绸之路、首创年号，兴太学。

刘彻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晚年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下罪己诏。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是有深刻的背景的。（一）西汉前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加强，这是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政治基础。在汉高祖时期，逐步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楚汉相争，为了联合各方诸侯共同对付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承认或分封了八大异姓诸侯王。楚汉战争结束后，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存在便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战争一结束，汉高祖刘邦便着手逐步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

汉武帝进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西汉初期, 文景二帝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 虽经历七国之乱, 但也只用三个月就平定叛乱, 对整个社会稳定社会影响不大；社会安定期间，封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人口稳步增加,新的土地被不断开垦出来，国库和民间都因此受惠，积累了大量财富, 这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正所谓：“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凛庚皆满, 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饯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 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右马, 肝陌之间成群。”，这可见经过休养生息的经济已经达到一定得高度。然而，后来的继任者汉武帝在这相对优越的历史条件下，注定要走一条不同于早期历任皇帝的道路。他即位后一改文、景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一黄老学说, 文化上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 变“ 无为” 为“有为” , 然而与成就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欲望的肆意膨胀。他好大喜功, 对内大兴土木, 对外大举征伐, 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很快消耗一空。值得一提的是，武帝时期府库空虚, 民贫财尽的主要原因是对匈奴的连年战争。匈奴是秦汉北方的边患, 可谓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其问题也是由来已久。秦始皇时曾有蒙恬北击匈奴,；秦始皇死后, 匈奴乘中原农民战争之机崛起, 并不断南侵。西汉建立后, 刘邦率军抵御,不想竟遭白登之围大耻，因为新生政权的虚弱，刘邦只好采取同匈奴和亲政策缓解危机。到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大汉王朝，有了反击匈奴的实力, 姑息迁就匈奴的骚扰，由此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由于连年用兵, 规模亦十分巨大, 一次出兵动辄数万、数十万, 死伤不计其数，征发的劳役人数众多,造成劳动力减少；再加上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 可谓是天灾人祸具备，因此生产减少, 物资匾乏。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但还必需支持战争, 供应不事生产的士兵，喂养大量马匹。政府也曾用赋税之外方法来增加收入, 比如让人民捐献、向富豪借债、或让人民买爵和赎罪等方法筹集收入,但这对于巨额军费支出来说已是杯水车薪。这节骨眼儿上，眼见要无计可施，于是只有实施下策—采用货币减重办法应急。

汉武帝统一货币铸造权

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

汉武帝货币铸造改革

汉武帝币制改革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帝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

（1）、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历程

（2）、从改铸三铢到上林三官五铢

汉武帝于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建元元年毁坏四铢半两钱，改铸三铢钱, 文曰“三铢” , 重如其文，比四株钱减重四分之一, 比秦半两钱咸重四分之三, 尽管这是法定减重, 但当国家规定减径钱的重量之后, 私自盗铸钱的人更多, 所铸之钱更加轻薄, 货币更加混乱不堪。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武帝废止三铢钱, 复行半两钱；文曰半两, 重为四铢, 又叫“ 三分钱” , 顾名思义，是秦半两钱十二株的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恢复了名义重量和实际重量相分离的四铢半两钱。政府正值用钱之际, 遂派人到各地铜山即山铸钱。铸钱利大, 盗铸钱之恶风大起。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钱益多而轻, 物益少而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始料未及，财政危机的仍未解决, 反倒给了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们提供了名正言顺地大发国难财且大好时机, 这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恶性通货澎胀。“ 黎民重困” , 已经没有任何政府念想的余地, 而那些富商大贾和国君们, 则“ 冶涛弩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 。看来西汉政府只有句他们下手了。然而对国君和富商大贾的政策是有区别的：对富商大贾采取“ 算络” 和“ 告缎” 的政策, 使“ 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财产收归官府。对封君采用发行大领货币的办法,向他们直截了当地要钱。当时皇室沟禁范中养了许多白鹿, 府库中存有不少银锡, 因为有“ 古者皮币, 诸侯以聘享” 的说法, 公元前年元狩四年御史大夫张汤建议, “更钱造币以赡用, 而摧抑浮淫并兼之徒” 。具体做法是“ 以自鹿皮方尺, 缘以绘, 为皮币, 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觑聘享, 必以皮币荐璧, 然后得行。” 同对还发行银踢合金灼自金币, 叫“ 白金三品” , “其一重八两, 圆之, 其文龙, 名曰白撰, 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 方之, 其文马, 直五百三日复小, 椭之, 其文龟, 直三百。” 对于铜钱, 又销毁四铢半两钱, 更铸三铢钱, 重如其文, 恢复了三株钱，同时又颁布严格命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以为震慑。这样一来，中央以低成本制成白鹿皮币和三品白金币, 作为王侯宗室朝聘必备之物。诸侯深知其中奥妙，然而又不得不按照规定向中央照价沟买, 大量钱币从诸侯宗室转移到了国家府库，这可以算是武帝玩的一个巧妙地花招。无独有偶，白鹿皮币是中国后代纸币的先驱,而白金三品是中国货币用银的例子。但这两种货币都是虚币,作价太高, 远远超出其实际价值，又缺乏信用, 流通不广,因此没有发挥货币的作用。因此在发行白鹿皮币、白金三品和更铸三铢钱的第二年，正是元狩五年，“有司言三铢钱轻, 轻钱易作奸, 乃更请郡国铢五眯浅, 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屑”，这是西汉政府首次铸五铢钱, 文曰五诛, 重如其文, 正反两面郊有抡郭, 禁止磨取取铜屑。轻重合适, 是适于流通的货币。只是这次铸钱是由郡国铸造，所以称为“ 郡国五诛” , 中央没有统一铸造, 各地的铜矿也未归中央管理, 因此盗铸之风仍然很猖獗。并且因为西汉政府未明确规定银锡锡比例, 在白金三品发行之后, 定价太高, 盗铸白金之风更是猖獗。一枚“ 白撰” 规定值三千铜钱, 当时白银的价钱一两最多才值一百二十五文, 如果是八两白银也才值一千文, 掺入大量的锡利润就更大, 这对盗涛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尽管西汉政府拿严刑峻罚来恫吓, 也不能有效制止。史载自发行白金三品和郡国五铢钱后, 五年之间“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 其不发觉相杀者, 不可胜计, 赦自出者百余万人, 然不能半自出。” 达到“ 犯法者众, 吏不能尽诛” 的程度，这对于统治者的严刑峻罚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好在这逐渐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 一味用行政手段, 并不能阴底解央经济问题,要想达到彻底的解决，必须从改造货币本身入手, 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才是出路, 才能达到币值稳定，消除盗铸的目的。公元前一百一十五年，即元鼎三年，西汉政府令京师钟官以上用好铜料铸赤仄侧钱,并规定“ 一当五, 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这是说一枚赤仄钱当五枚郡国五铢,凡是收赋税和官用,一津用赤仄钱。那什么是“ 赤仄钱”呢？蹊跷的是，这历来解泽不清, 如《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史记索隐》引韦昭曰：“侧, 边也，故晋灼云,以赤铜为郭。” 这都无一例外地把“ 赤仄侧钱”理解作赤边钱。是“ 以赤铜为其郭” , 这同时就就意味着以青铜为体了。然而这样的铸造技术, 不要说在二千多年以前的西汉, 就是用现代技术铸造, 在技术上也是极困难的。《汉书音义》说“ 俗所谓子绀钱也” ，是对的，但是因为把“ 紫” 传写成“子” 迷惑了众人。其实，“ 赤仄钱” 就是完全用红铜铸造的钱。红铜也称作“ 紫铜” 或“赤铜”。“ 绀” 是指“ 青而含赤色”, 民间就以颜色来称这种钱, 所以说俗称“ 紫绀钱” 是对的。而“ 赤仄” 义是什么意思呢？这原来是指铸钱的一种工艺, 就是在钱铸好之后, 钱孔和边缘有溢铜形成的毛刺,先把孔内凿光, 然后摩挫掉侧面的毛刺,使之光亮,此时呈现赤色,谓之“ 赤仄”。赤仄钱文日五铢, 重如其文, 这是一种实钱。不同以往汉朝钱币的是，它轻重合适、铸造精美, 看起来理所应当应该受到欢迎并且广为流通。但政府却规定一枚赤仄钱当五枚郡国五株,这又使得它成了虚钱。这实际上是减重的另一种做法, 因为郡国五铢按规定也是每枚重五铢, 一枚赤仄当五枚郡国五株, 就等于减重五分之四, 假设郡国五诛因盗铸减至每枚三株, 五枚也有十五株, 仍减重三分之二。这无怪乎赤仄钱一发行, 立即遭到人民的抵制。在这样情况下, 西汉政府才下终于下定决心，统一币制。公元前年一百一十三年，就是元鼎四年，西汉政府被迫废止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同时废止赤仄钱一当五的规定。采纳贾谊的建议, 把采矿、冶铜、铸币、发行之权统统收归中央,并且中央在上林苑中设置三官，专管铸饯, 钱币仍为五铢钱, 重如其文, 名曰“三官饯” 。三官五铢钱可以说是西汉货币上的最大变革，它轻重合适, 名实相符、流通方便, 选铜严格、铜质优良、铸工精美, 难以伪造。因为上述多种优点，三官钱发行之后，大受人民欢迎, 并且社会上只有这一种钱币流通, 其他钱币, 均被淘汰。从此, 我国的币制才真正统一起来, 从秦始皇宣布统一货币, 经一百多年的实践探索, 到汉武帝才终于完成了统一币制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原因

（1）、上林三官

首先，设置专门负责铸钱的机构—上林三官。众所周知，上林苑是皇室的宫苑, 把铸钱机构设置在上林苑中, 在水衡都尉下设三官负责, 故而称为上林三官。至于这三官是什么名称,由于目前缺乏足够信实资料可考，后代的说法尚不不准确。从魏时张晏到清朝齐召南等人所注《汉书》, 一致认为三官是钟官、均输、辨铜。解放后经我陈直教授考证, 才确认为“ 钟官、技巧、辨铜”三令承。钟官负责鼓铸、技巧负责刻范、辨铜负责原料, 在职守上三官分工分明,前人指出均输, 是想像之推断”。钟官、技巧、辨铜的设置都是一令二丞, 就是一位正职二位副职, 正的叫令，副的叫丞，他们各自负责主管的工作, 把全国最好的工匠都召集到仁林苑中, 为国家辨铜配料、雕刻钱范和铸造钱币。建立专门铸钱的庞大机构, 以国家的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来聚集全国优秀工匠, 私人和地方政权是力所不及的, 这样就失去了同国家竞争的能力。

（2）、五铢钱

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含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面文有穿上半星、穿上横廓，四决文等不同形式。轮廓深峻、文字精美。

（3）、垄断铜材

国家不但垄断了铸钱职能, 而且垄断了铜料,这从源头上解决了受困已久防止盗铸问题，因此所铸之钱分外精美, 难以伪造。中央下令收回各郡国铸币权, 禁止私人盗铸, 规定只有中央有才拥有铸币权, 同时规定郡国把以前所铸之钱全部销毁, 将铜料输送给三官；而在控制铜矿方面，在产铜之地设置铜官, 负责采矿冶铜, 同样把所炼之铜输送到中央，这两方面的措施就保证了铸钱原料的供给, 经过工匠的精选配料, 才冶炼出合乎铸钱要求的精铜；由高铸造工作技艺工匠雕刻的钱范, 灌注精心炼制的铜液，由娴熟的铸工铸出精致的钱币。到了这里并不意味着铸造工作的结束，铸出之后的货币还要进行最后的筛选加工, 除去溢铜毛刺，进行抛光，才成为合格的上林三官钱。而以往的私铸者和盗铸者由于缺乏铜料来源, 又无足够的技术力量支持, 盗铸之风就自然归于沉寂。即使有人盗铸, 铸出的钱币大多质量低劣, 要冒政府严刑峻罚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人民拒绝使用，如若按标准铸造，就会出现“ 计其费不能相当”的尴尬局面 , 要折本,赔钱的买卖是不会有人做的，这样一来，自然盗涛就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和吸引力。当然，还有具备实力的“真工大奸” 盗铸, 所铸之钱也必需和三官钱相同才能顺利流通，既然和三官重量一样, 即使和三官钱同样流通, 也不会对物价和币值产生不良影响, 三官之饯理所当然成为当时唯一的统一货币。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意义

然而贯穿整个币制变革过程, 包括统一铜币铸造权问题,并非进行的无声无息有条不紊，整个过程呈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郡国，贵族、豪强、工商巨富间经济、政治利益的争斗。当时, 冶铁、煮盐事业等是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 这些部门控制着大量劳动力, 使之不能投入农业, 而这些经济事业又为郡国地方势力所控制, 于是就涉及整个国家封建经济以及封建中央政权的巩固问题。郡国的贵族、豪强、工商巨富掌握了冶铁、煮盐、铸钱等事业, 虽然他们积财巨万, 却“ 不佐国家之急” , 更有甚者, 还凭借地方经济实力公然对抗中央，七国之乱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冶铁、煮盐、铸钱三大事业成为中央政府与郡国地方势力斗争的主战场。汉文帝一度实行任民间铸钱政策,但这并非对地反势力威胁的视而不见，实际上是对郡国地方势力的暂时的容忍让步, 这在当时情况下实属无奈之举。它的后果不仅直接减少了中央的一项重要财源, 增强了地方豪强、巨商的财力,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诱使一般“ 细民”也从事私铸, 造成“ 农事弃捐, 而采铜者日蕃, 释其秣缛, 冶熔炊炭, 好钱日多 ” 的现象。一方面农事废弃，影响正常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劣币充斥,对于高企的物价更是雪上加霜，引起物价频繁波动,给地方豪强巨商造成囤积投机的难得之机。而官府查禁盗铸劣钱, 却又因犯法之人数量众多, 加上官史搜捕时的株连骚扰, 更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汉武帝即位后, 采取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措施, 尤其是在经济财政领域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 重用桑弘羊主持国家财政, 历经长期复杂斗争, 终于成功实现了盐铁官营以及铸钱事业收归中央的政策。这些重大财经措施的切实实施, 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局面, 更严重打击了郡国豪强巨商等地方分裂势力, 获得“ 民不益赋而国家用饶” 的成效和铜币铸造权收归中央,可谓是一箭双雕。货币制度的统一,使自西汉初年以来长期存在的币值不稳, 货币流通紊乱的问题获得最终解决,建立起了五株钱制度。这一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的建立, 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五殊钱制度在我国的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五株钱大小轻重适中, 符合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 因而, 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持续延用不废，其生命力之强可见一斑；同时它的流通范围也最广, 这从汉五株钱出土地域之广, 数量之多可获证明，从东南各省沿海地区到新疆, 从云、贵、四川到内蒙、东北地区, 无不有汉五株钱的出土,可见, 五株钱是我国历史上行用最久, 最成功的货币。

三、总结

1、（一）国家的统一与中央政府的强大。

（二）五铢钱及其制度的合理化。

（三）汉武帝在其改革过程中，能够大胆、正确用人。

参考文献

1．《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2．《史记·平准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3．《史记·孝文本纪》：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4．《史记·孝文本纪》：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5．《史记·平准书》：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

6．《史记·孝文本纪》：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7．《史记·孝文本纪》：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8．《史记·文帝纪》：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9．《史记·平准书》：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10．《史记·平准书》：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11.司马迁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

12.班固撰：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汉书》岳麓书社，1993年5月。

13.赵德馨主编，范传贤、杨世钰、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14.傅筑夫、王毓瑚编：《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

15.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

16.李剑林、董力三著：《史汉经济与地理著作研究》，湖南地图出版社，199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