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行为—关于解决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经济学思考

XCLW115937 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行为—关于解决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经济学思考

内容摘要

近年粤东某市地区存贷比例偏低，上存资金较多，企业贷款难声音经久不息，银行业备受当地产业界和政府方面惜贷责难。为寻求贷款难的实质、原因及解决办法，笔者在对辖内金融机构及有关企业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认为粤东某市地区贷款难的实质是结构性贷款难而不是总量贷款难，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寻找原因和对策，以解决结构性贷款难问题，加大信贷的有效投放，实现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本充分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行为2

——关于解决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经济学思考2

一、粤东某市地区信贷结构性矛盾突出2

二、形成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原因3

三、加快制度创新、规范信贷行为是解决信贷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8

4、注：本文相关的统计数据均摘自汕头金融统计月报11

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行为

——关于解决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经济学思考

一、粤东某市地区信贷结构性矛盾突出

综观近年粤东某市信贷与经济增长的轨迹，信贷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较为密切。贷款总体有效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是，信贷抑制刚性仍然存在，结构性贷款难明显。

(一)信贷受多种因素约束，存贷比例偏低，上存资金有增无减。上存资金溢出粤东某市资本流动循环体系之外，银行只获取微小上存资金利差，当地企业无法利用其发展生产，其不利影响显而易见。

(二)信贷供求结构失衡，导致结构性贷款难。贷款行业、所有制性质、地区结构分布严重不均衡，贷款的实际供给结构与贷款的需求结构矛盾较大。

l、地区供给与需求结构偏差大。市区贷款份额不断扩大，县及县级以下不断缩小，而在贷款需求程度上，虽然县区企业较之市区企业承贷能力弱，但其贷款难的呼声最为强烈。

2、贷款供给结构与经济贡献度结构矛盾。各商业银行在1999—2002年间，国有、集体企业贷款不断萎缩，民营企业贷款份额则不断扩大，这种现状与其在粤东某市的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消长变化情况基本吻合。尽管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不断扩大，但仍与其经济贡献度仍不相称。据统计，2002年末，各种性质企业贷款分额依次为国有(32．92)、民营(14．93)、集体(12．54)，而在粤东某市经济贡献度构成中，民营企业的贡献率达80％，国有企业为ll％，集体企业为7％，其它企业2％，贡献度依次为民营、国有、集体，贷款供给结构与经济贡献度结构不对称，跟不上其发展步伐。

3、贷款行业结构与行业协调发展矛盾。从1999年至2002年，各商业银行房地产业贷款年占比变化不大，基础设施、消费信贷一直攀升，而农业、外贸贷款则逐年萎缩，贷款投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是说明商业银行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适时而动，投向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消费信贷，促进粤东某市交通、电力等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后劲，但是消费信贷集中于住房(占78％)，使房产业发展潜在过热风险；农业贷款占比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逐渐从农村市场退出，由农村信用社承接农业贷款重任；而外贸贷款的萎缩，则减弱本市外向型经济拉动力。

4、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短期贷款占比一直居高不下，中长期贷款一直低谷徘徊。据企业问卷调查，在贷款需求不满足的企业中，认为中长期贷款需求不满足的企业比例远比认为短期贷款需求不满足的企业高，前者占被调查企业的80％·，后者为20％。

5、贷款企业规模结构相差悬殊。据统计，2002年末，粤东某市市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含少数国有、集体企业)户数占全市企业户数的比例达91％，而其贷款总额仅达全市总余额的22．81％，户数仅占10％左右的大中型企业贷款余额则约占全市总贷款额的45％。

6、信贷有过度集中倾向，加剧结构性贷款难，隐性风险值得关注。

二、形成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原因

形成粤东某市信贷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很多，有企业原因，也有银行信贷经营体制、金融产权制度、地区信用水平、依法治贷等原因。下面笔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剖析与信贷有关行为性质，揭示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一)影响信贷投放制度因素分析。

制度经济学主要内容是研究建立和创新制度安排，通过激励、惩罚约束经济主体行为，以实现稀缺性资源效用最大化，并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资源分配相对公正及效率。评价制度优劣的主要指标有：效用最大化程度、交易成本、激励绩效、机会行为、行为理性等。综观粤东某市地区信贷未能充分投放、结构性贷款难、信贷集中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缺位或执行失范，致使交易成本高，导致有限的信贷资源未能在本地充分使用。

l、信用制度不完善导致信贷资源未能在本地充分发挥效用，是形成结构性贷款矛盾的社会信用原因。惩罚和激励是制度的主要内容，只有通过惩罚和激励才能约束行为，使行为主体达到制度既定的理性目标，没有惩罚规则或虽有但不被坚决执行的制度，主体行为必然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偏离制度目标。分析粤东某市的信用制度现状，其不完善之处主要有三点：

一是现有国家信用制度惩罚规定不被坚决执行，对违反信用制度的行为惩罚不力，致使逃废债机会成本低，逃废债行为普遍及司法清收债权效果差。二是信用激励制度缺失，守信者收益低，信用良好企业未能得到融资便利及市场准入优惠或税收优惠等，守信缺乏动力。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再担保制度迟迟不建立，下岗工人再就业贷款担保机构纸上谈兵，信用风险损失救济能力弱。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粤东某市银行业风险过高，承担了近年来粤东某市发展中大部分经济风险。因此，在信贷经营过程中，粤东某市地区银行业在风险和效益中谨慎博弈，首选安全性也是出于无奈，为规避风险，银行只能选择抵押贷款和少量信用贷款，甚至无奈地上存资金。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银行拒贷理由“产品有市场、有效益但企业无法提供抵押担保”的占64％，远高于第二、三位的“企业经营无效益”(24％)和“信用状况不良”(22％)。即使信用等级高的企业，抵押难落实仍是企业贷款的最大障碍。信用制度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地方银行业信贷热情，成为解决结构性贷款难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2、信贷激励——惩罚制度不合理，激励绩效差，投放积极性仍然不足，是形成贷款结构性矛盾的动力因素。成功制度其中一个特征是应以人为本，以“人”为“经济人”作为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满足其私利性，激发其逐利积极性。虽然惩罚也是制度规范行为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非理性行为的惩罚的概率应是最小化，是不得以而为之。规范人的行为应以激励为主，才能保持被调整者的乐观情绪，增强与制度的亲和力，减少对制度厌恶感，容易提高制度绩效。当前，辖区银行业信贷激励一惩罚制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各行均对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实行奖励，而对公司类业务拓展奖励模糊，致使个人消费业务竞争激烈，推动其迅速发展。二是奖励惩罚不对称，奖励普遍相对较轻，如某行贷款奖励为其利息收入的O．5％；另一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信贷业绩多大，最高奖励为现行工资一半；处罚则相对较重，轻则扣工资一半，重则下待岗清收。在劳动力卖方市场竞争激烈条件下，信贷员集体谈判能力不足，只能是奖罚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影响者及利益争取者。据与不同行的20名信贷有关人员座谈，有近80％对现行信贷奖罚制度奖轻罚重不满。因此，在奖罚不对称情况下，有关信贷员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行为谨慎。

3、信贷审批转授权制度仍偏离市场，是形成贷款结构性矛盾的成本因素。商业银行现行总分行制度，决定了下级机构与上级机构之间构成代理一委托关系，寻求造成委托——代理效率高低的原因，主要从授权与信任程度方面分析。由于在90年代末信贷粗放经营时期，上级行对下级行信任程度高充分授权，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下级行滥用代理权和机会主义行事而不受惩罚，在信贷中存在欺骗、隐瞒等不负责代理行为，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产生；在风险充分暴露后，上级行对下级行转为严重不信任，急剧上收贷款权，近年虽因部分风险化解而有所变化，但增加授权仍不大，信任程度仍不高。从2000年至2002年间，各商业银行省分行对粤东某市分行贷款授权授信在加大授权方面公司类贷款有所变化，但不大，只有个人消费贷款权限普遍加大；在对县及县以下机构授权方面，工行、中行、建行、广发行粤东某市县级机构均没有贷款审批权，只有农行具有50万元以下个人消费信贷等低风险业务开展权。超过权限的贷款要经上级行审批，拉长审批链条，从信息交换、缔约、监督等方面增大借贷双方成本，耽误企业商业机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认为银行信贷“审批时间过长”占44％。

4、地区性货币政策制度功能不强，基层央行缓解结构性贷款难心有余力不足，是形成结构性贷款矛盾的货币政策的手段因素。地市人民银行只能是货币政策制度的被动执行贯彻者，不能根据本地情况获得上级行授权相机制定货币政策。如在再贴现方面，从1999年20002年均没有对粤东某市下达再贴现额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票据业务发展。在窗口指导方面，基层央行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制定指导性意见和转发上级行文件，或开展信贷调研，而对信贷指导意见的实施效应即使进行监测和跟踪，则因为基层商业银行具有各自的经营策略和信贷自主权而无法取得实效，窗口指导效果难以体现。

5、省级分行营销策略不适合当地经济特征，是形成结构性贷款矛盾的市场营销制度因素。目前各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普遍推行“公司业务上收，个人业务下沉”战略，市级机构只保留低风险大型公司项目的营销权，从全省角度看，这种经营策略确实有利于集中资源优势，减少营销成本，但是从分支机构所在地区看，丢失部分有效信贷市场，不能分散风险，更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粤东某市中小企业众多，大企业较少，中小企业群体信贷需求旺盛，而在现行营销战略支配下，个别大型低风险客户贷款容易，而中小企业贷款难。如粤东某市市某交通能源公司争相为各商业银行争取对象，现在贷款余额已占全辖贷款余额7．05％，存在贷款“垒大户”的现象。

6、外在收费制度增加信贷隐性成本，是形成结构性贷款矛盾公共政策因素。外在制度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并强加于共同体，这种主体高踞于共同体之上，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的权力。外部收费制度正是由政府(或其代理人一职能部门)制定，并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施加于借款人和贷款人，借款人及贷款人只能被动接受，不能与制定者谈判谋求减免。现行与贷款的有关收费相对过高，环节多，手续繁。其实有些收费项目地方政府完全有权减免，但并没有减免，即使极少数得到行文减免，但实际上职能部门并未完全执行，甚至个别部门还开展权力设租活动。如非法规定或对借款人变相施加压力到指定的评估所进行资产评估，获取垄断收益。上述因素致使一部分企业因贷款费用高、手续繁琐而转向民间借贷。据企业问卷调查，发生民间借贷的原因收费高、手续繁居第二位(占25％)，排在无法提供抵押物之后(65％)。同时也使银行贷款效率降低，增大时间成本，还影响银行债权实际回收率。这从社会总体层面看，变相提高了贷款成本。

(二)现行制度支配下的主要借贷行为分析。

分析行为价值和价值的效应是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因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如何实现其个人目标和能否实现其基本价值。制度还影响着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追求的目标，一个共同体内共有的基本价值支持着共同的凝聚力并激励和制约人们在制度框架内行动。现行与信贷有关的制度，决定了与信贷行为有关的各方(商业银行、政府职能部门、信贷员等)的价值判断，并在制度的支配下，尽量规避责任惩罚，追求收益，实现价值目标。

1、过度厌恶风险，回避贷款结构性矛盾。过度厌恶是指人们对主观的或含糊的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要超过对客观的不确定性的厌恶，于是尽量规避不确定性，追求主观上的确定性。就借贷交易而言，由于对风险厌恶度高，信贷员往往认为，在安全性与趋利性的矛盾中，只能首选安全性，于是要求尽可能寻求风险确定性强抵押贷款。由于本地信贷再担保制度没建立，如果借款申请人没有抵押或质押物，除非公共事业低风险行业贷款，无论其是否有效益、有市场，信贷人员均将其列为高风险客户，并尽量避免与其发生信贷关系(企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无法提供抵押担保占银行拒贷理由的64％)，而热衷于有抵押(质押)客户，如消费抵押贷款、公共事业质押贷款、出口退税质押贷款等。即使是各行针对民营企业新推出的厂商银成长贷款、个人创业贷款、成长之路贷款等均要求以企业主为借款人，并用企业主个人财产抵押。况且这些稍具创新气息的贷款类型目前进展也不大，仍然不能降低银行对抵押物的偏好，不能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行为利他性动力不足，缓解结构性矛盾的压力不足。他人利益是个人或团体之外的他人或其它团体利益，利他行为则是为他人利益而作出某种行为，相对于粤东某市商业银行及其信贷员而言，他人利益是地方经济发展、下岗工人再就业、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社会稳定。个人为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一是受到胁迫，胁迫者以对他们使用命令(暴力)相威胁，如果反抗则损害个人已有利益，目前省级分行并没有鼓励对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加大信贷支持的策略(命令)；二是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预期能获得充分回报，他们为别人做事会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加大信贷支持并没有获得除利息之外的额外回报，如获得地方政府的税费优惠、业绩奖励等；三是出于爱心、团结或其它各种利他主义而努力有益于他人，而商业银行已经商业化，出于社会安定团结的动机及考虑社会“效益性”已非常脆弱。

3、行为羊群性明显，加剧贷款结构性矛盾。行为经济学认为，追求时尚与从众心理是投资者价值感受之一，从众心理支配下的投资行为，又称羊群行为。在羊群效应下的投资者趋向忽略自己有价值的私有信息和理性判断，从而跟从市场中大数人的判断及行动。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投资者无法肯定自己的信息能帮助作出优于市场群体的决策，一为实现自我感觉效用最大化只能跟潮流走，既能减少决策风险成本，又能降低责任。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投向于大企业的行为对分支机构形成群体压力，分支机构为减少对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决策成本和承担决策失误成本，利用其它行对企业的信息判断(如A行已向大企业C投放大量贷款，则B行也认为C资信高)竞相将贷款投向大企业，使部分优势企业的授信规模膨胀，导致信贷集中现象出现。从代理人行为角度看，其经营目标是迎合委托人(省分行)信贷定位于大企业，让委托人满意度最高，即使出现问题也便于免除责任。这是粤东某市信贷集中和结构性贷款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4、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政府鼓励缓解结构性贷款矛盾的努力失效。主要存在于有关职能收费部门，因设置抵押物或处置抵押物，给政府增加交易税、土地出让金、评估、过户等税费收入，政府则利用此机会在权限内增加费用或执行最高标准，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因此，政府一方面仅以强烈呼吁的方式鼓励银行加大信贷投放，以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不能从经济长远考虑，给于银行税费优惠。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两面性，导致激励信贷投放必然成效不大。

三、加快制度创新、规范信贷行为是解决信贷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

(一)信用救助：开展贷款担保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各种贷款再担保机构，减少银行风险敏感度。对于普遍企业贷款再担保，考虑粤东某市财政实力不足，建立由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不合实际，政府应选择具有相当规模实力的企业，通过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鼓励其独立出资或作发起人联合筹资建立担保公司，对关联客户进行贷款再担保。对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科技型等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大局的贷款，应建立政府主导型的政策与商业性结合的贷款再担保基金。通过上述担保制度，为银行信贷损失实施部分信用救助，实现社会、政府与银行共担风险，避免银行因害怕承担全部经济风险而不敢加大投放。同时，政府和企业因与银行构成利益共同体，必然会在风险控制上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增加理性。

(二)依法治贷，信用奖惩：严格执行国家信用惩罚制度，

因地制宜建立本地化的信用奖惩制度。粤东某市企业逃废债严重，是因为执法不严格，金融债权的执行行为受到行政干预，失信个人和企业没有得到严厉制裁，失信机会成本小，收益相对高。因此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严格执法，确保司法独立性；二是对于信用良好的企业由政府或人民银行在新闻媒体上宣扬，并在贷款利率、税收等环节和费用提供便利；对于信用差的企业则予以曝光；三是政府建立征信网络；四是规范和大力发展信贷中介组织。

(三)委托人激励：上级行应改革信贷管理及审批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分支机构授权。尤其是县支行授权，针对不同经济区域实行差异化授权管理，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发放效率，改变重奖励清收旧贷的做法，注重新增贷款业绩考核，充分发挥分支机构代理行为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分支机构设计多种贷款品种，适合不同的贷款需要，如开办生产资料与货物抵押、仓单质押、专利权质押贷款等。另外，还应重奖金融创新行为，推动金融创新。

(四)银行内部激励：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一约束”、“风险——收益”相对应的激励制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营销激励制度，以缓解结构性贷款难，避免产生信贷过分集中的羊群行为。激励制度要体现效率与公平，惩罚制度要体现合理性。

1、创新激励制度。信贷人员不仅是具有个人私利的“经济人”，而且还具有“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特征，因此激励制度要以这些特性为出发点：在经济激励上，对于经营业绩良好的分支机构和人员，设定奖励占收益比例，且不封顶，可对信贷人员实行基薪+奖金+福利(代购保险、带薪休假、住房)综合报酬模式；在社会自我实现上，利用榜样激励、荣誉激励、自主权激励、升迁发展激励等各种激励措施适当满足其受尊重、更高委任、自我价值实现等层次需要．来引导其更好发挥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对于信贷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创新设计也应给予一定奖励。

2、健全创新约束制度。一是健全信贷责任追究制度。惩罚制度要体现合理性，凡发生贷款损失的，要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原因，对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风险损失可免于处罚。二是建立比例责任制制度，划分责任归属。三是建立可控责任的承担制度。如果信贷调查、监督各个环节符合规定，损失非信贷人员所能控制，应不予处罚。

3、转授权激励：在制定信贷管理政策时应考虑欠发达地区经济特殊性，提高信贷政策的市场针对性，鼓励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对不同县区在授权授信和比例管理上灵活掌握，适当下放权限，鼓励基层行扩展信贷业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对基层分支机构效益好、信用好、等级高、市场前景好的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如收益较高，要给予奖励。

(五)政府激励：简化贷款在有关职能部门的手续，减收有关费用，降低企业申贷成本，刺激其信贷需求，减少对民间借贷及赊欠货款等落后融资方式的依赖。同时要减少对银行以物抵贷资产的处置费用，减少贷款损失。政府应实行税费减免与银行信贷投放力度挂钩，以实际利益激发银行信贷行为，由此减少的税费收入从因信贷加大投放而增加经济税收中弥补。

(六)增强基层央行窗口指导功能。应加强贷款大户信贷风险防范工作，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及时向各金融机构通报客户与各家银行信贷往来情况，避免对同一家企业过度集中放贷。定期组织中小企业信贷营销会，加强银企沟通，增进理解。促进粤东某市民营、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投放。基层央行对有关信贷指导意见的实施，要加强监测和跟踪，提高窗口指导实效；上级行要加大对基层央行的货币政策授权，当前尤其是要对欠发达地区适当下放再贴现权限以促进区域性票据市场发展；还要相对增大对农业县区的再贷款额度，增加对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投入，以增加支农信贷资金投入。

资料来源

1、《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制度经济——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北京商务印刷馆2002出版

3、《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困境与行为金融学的崛起》，张圣平等著，金融研究2003年4期

4、注：本文相关的统计数据均摘自汕头金融统计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