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剖析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1、劳动力供大于求
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经济总体规模迅速扩大，但我国劳动力总量大、底子薄、素质低，供过于求。尽管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有成效，人口出生率已大大下降，但因为人口的惯性作用，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2004年底我国人口总数为12.9988亿人，与人口规模相比，经济规模远不能与之匹配，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小于劳动力的供给。而且，就业增长远远低于供给数值的情况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能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去创造财富，便可能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
2、劳动力供求存在严重结构性矛盾
我国正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旧体制国有企业低效率、低收入、高就业模式必然受到冲击，企业随即也将继续减员。同时一些新的经济部门，采用新技术的领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企业又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由此一方面传统企业仍然有大量富余人员和失业人员，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行业又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据劳动社会保障部2004年对89个城市劳动就业统计，由于劳动技能不匹配而导致失业人数达到152.3万。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引发结构性失业
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逐渐明显，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大范围使用，一些简单低效率的重复劳动便被新兴机器或复杂劳动替代，使技术含量底的岗位消失，这无疑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使一些劳动者无法适应而被逐渐淘汰。这些主要体现在：
1、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空前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采用新技术的领域或新的经济成份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面是一些传统产业、采用落后技术的领域被逐步淘汰，造成结构性失业。这种结构调整加快，使传统采掘业、制造业等部门从业人员迅速下降。“九五”期间，国家对纺织、煤炭、冶金、建材、急电、轻工业等行业进行有目的性调控，关闭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较重的小企业，随着相当数量的传统工业企业关、停、转、破，促使这些行业下岗急剧增加，从业人员迅速下降。
2、入世后的市场冲击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大批效益较差的弱质企业因为技术、管理方面的落后，产品竞争力已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情淘汰，导致大批职工失业，同时造成相当数量就业机会的丧失。而外商进军中国市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产业。而电子、信息产业产品进口限制的逐步放开，外商加快了进军我国市场的步伐，这对我国就业形势将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这些新的外来企业，将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大量有竞争力的产品将使我国同类产品的部分企业受到打击，由于缺少技术、规模及市场拓展能力的竞争优势而倒闭，也就损失相当的就业机会。并且，这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对员工素质要求很高，一般失业人员并不具备进入的能力，因而可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很少。
（三）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
1、城乡分割体制根深蒂固
由于我国先前的特殊国情，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户口、劳动保障等方面分割开来，使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强制性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取低价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水平，以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积累的目标。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完全消除。目前，尽管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局限了就业面，限制了更多农民工就业。这样尽管给非国有企业提供了企业吸纳城镇劳动力的一个激励信号，但更可能由于成本提高，从根本上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从而不是拓宽而是进一步阻塞了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使国企职工的再就业变得更为艰难。
2、城市化程度低
由于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分割根深蒂固，致使工业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滞后。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我国依旧没有从典型的二元化经济结构中脱离出来，至今仍有58.2%的人口在农村，有占总数近46.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而创造的GDP仅占15%。2000年和200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3.7%、44.4%，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2%、51.2%，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只有36.2%、37.7。这一数据而反映出城市化进程缓慢，致使城市的经济聚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吸纳。（注5）
（四）就业观念束缚导致劳动力就业分布不均衡
长期的观念影响，导致我国劳动力就业产生怪圈。一方面经济越是发达地区越需要人才，人才越多的地方越发达。另一方面，经济不发达地区，在人才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原因，吸引人才力度不够，经济越不发达。其实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看出，对于知识型人才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但几年的发展结果并不理想，人才的流动依然涌向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地区就业政策和观念相对落后，这成为制约人才西去的主要因素。
其次，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产业多元化，服务型行业的延伸较快，新型服务业发展较快，但依然无法吸引城镇失业人口，最终只能选择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量无法就业的城镇失业人员，在国有企业等改革下岗的局面下，相当数量人员“国企情节”观念未能及时调整，就业面在自身的思想观念束缚下变窄。
（五）政府政策影响
国家对政策的制定在某些环节上产生了消极影响，企业审批制便是其中之一。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严重妨碍企业的设立，由此在资金的引入和企业发展环境方面并无益处。另外，劳动力市场监管不力，出现了劳动力无序流动。大量知识型技术型人才集中在发达城市，形成一面人才短缺、另一面人才却流动困难而大量浪费。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发展趋势而控制，在我国特有的国情前提下，需要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前几年的民工潮和近期出现的民工荒，便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信号，从侧面也反映出政府在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缺位。
（六）社会保障政策的差异
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在现有的政策中明显缺位。社会保障制度对工作较好、收入较高的明显有益，而对经济状况差的劳动者社会保障保护力不够。突出的问题就是覆盖面不广，已建立起的社会保障机制大多面向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基本没有什么保障可言。我国是以农业为主，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若不能延伸到保障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村生育问题、劳动力就业都可能成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便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政府强制性政策的作用下，虽然近两年农民工的参保率有所上升，但仍然比较低。那些从事合伙经营、家庭室内装修、蔬菜水果肉食批发、服装百货销售、蹬三轮车等无雇用单位的农民工，基本没有被有效纳入到社会保障中。而且农民工对劳动保障政策并不了解，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保费较高而不愿意参加，政府也缺乏对其的宣传；部分行业的农民工，只享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缺乏养老保障保险的涵盖，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其户籍所在地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各地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深圳市的养老保险部分，农民工在流动他乡时可以通过“退保”的方式 “带走”。但上海市的老年生活补贴，却只能在规定享受的年龄在委托的商业保险公司领取。这些差异性和统筹层次的地方性，使得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不得不损失当前的社会保障而去追求当前可能得到的比较收益工资；雇主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漏报和瞒报职工人数，使受雇农民工得不到社会保障。即使缴纳，也降低农民工当前的工资收入。而对那些技术含量低、定单为主的小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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