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研究

一、学校组织的改革机制主要是其组织的适应性和选择性(第4-7页)

（一） 适应性

（二） 选择性

二、学校教育改革过程模式（第7-9页）

（一） 渗透模式

（二） 政策模式

（三） 自愿模式

三、总结（第9页）

内 容 摘 要

在研究组织行为学的组织改革中学校组织行为学机制的改革过程极具代表性。通过具体分析学校组织行为学机制改革面临的问题，阐述了学校发生组织变革首先从适应性和选择性两个方面考虑，论证了学校变革表现为三种模式：渗透模式、政策模式和自愿模式。对于具体的教育改革，常常难以精确地确定哪个是更主要的模式，很少只用一种模式，通常三种模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模式。

[关键词]学校改革；改革机制；改革模式；组织行为

学校组织行为学机制的改革过程以及改革模式

关于教育改革的研究是大量的，但是，学校往往被“教育活动”所淹没，学校被教育所取代，学校变革往往被教育改革所替换。事实上，学校是一种组织性的存在，教育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或功能，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别。作为一种组织，学校有其独特的组织特性，它一旦建立，就具有维持自身存在下去的相对独立性。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组织的学校，其改革过程的机制是什么？学校改革的模式有那些？

一、学校组织的改革机制主要是其组织的适应性和选择性。

（一） 适应性

学校的适应性通常被看作是“学习从事比较新的和更加适当的教育活动的能力”。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词仅仅意味着对某一事件的反应和有关行为规则的调整；而在关于学校组织的文献中，它则意味着组织在被迫采取某种行动之前的行动。缺乏适应性，学校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它的各种功能。

通常，适应性是一个组织健康而有效的重要特征。在后现代社会，人们开始认识到变化是持续的，尽管有时变化的规模比较小，常常让人觉察不到它的发生和存在，但是，变革却是今天急剧动荡的时代中组织生存的基本方式。组织中发生的这些变化被看作是社会和组织所期望的；它已经成为组织生命存在的惯例而不是例外。学校也属于这样的组织形态，它能够对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这种反应有助于学校组织走在社会变化的前头，转变学校的姿态，更好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因此，当代学校正在逐步建立各种灵活的机制，以便激励其成员不断进行革新。

那么，学校组织是如何产生适应性的呢？这是由于学校组织与其环境之间要进行理性与技术的交换之故。因此，环境的复杂性、稳定性、同质性以及资源的可利用性对于学校组织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学校为了推行某个特定改革计划，就需要向地方政府或企业申请资助以取得各种必要的资源。此外，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共舆论、委托人和法律自身所认同的“强有力的制度规则”也是学校组织产生适应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与提供资助的商业团体的关系对于学校具有超越金钱之外的深远影响。这所学校可能要对这个商业团体运作程序的文化规范做出反应。同样，学校则可能要适应这些新的制度规则，这些规则表明所有学校都应该与产业界合作，即使这些合作并不总是有利于学校。因此，适应性要求学校组织变革自身以便与其周边环境相协调，而这些环境包括在学校组织的广泛社会背景上所出现的各种关系网络、规则与信念体系等制度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环境具有比资源等环境更加重要的作用，它制约了环境资源的可利用范围和程度。

关于组织的制度环境，斯科特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规则、认知、规范。从与国家、政府密切相关的规则维度看，规则的制定、监督与制裁活动对于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组织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环境的要求，以便按照理性的成本—收益决策方式与主流规则保持一致，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的空间。如果学校组织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制度环境中的规则和要求是它们所必须遵守的，当然，学校组织的结构对于制度化的规则和法律的适应过程是逐步进化的。组织结构的一致性比组织内部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例如，在美国，学校可能追随现场管理以便遵从广泛流行的重建教育（通常是州的命令）的准则和信念，即使它与学生学习之间关系的证据非常有限。

认知维度指环境与活动的符号与意义的内在表达。学校组织对于环境的适应，往往是以社会对于学校环境的共同认识与理解为基础。事实上，学校的制度环境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个制度环境，因此，具体的学校组织到底要适应哪种制度环境，取决于组织成员对组织内部与外部所涉及到的社会现实结构和观念的认识。控制组织的实际规则与对这些规则的意义与结构的认识同样重要。

另外，由于规章、规则和程序是不可测量的，所以，集体的社会意识是重要的。这种集体意识是个体同意的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定义，虽然不影响组织的规章、规范的客观存在，但可能会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如果设计出的组织正式结构，与制度环境中的惯习、风俗、神话预言相一致，那么组织就能够证明自己在以适当的方式按照集体认同的价值观行事。

制度环境的规范维度解释了指导组织成员适应性行为的共同价值与规范。组织遵从外部的规范和集体内部的规范秩序，能够加强它的长期生存。这些外部规范是指有关教育组织的风俗与神话，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即使它们实际上是不可检验的。由于它们为人们所广泛信仰，因而能够影响、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从制度观点看，在90年代美国重建教育的运动中，学校结构的变革是对教育制度变革的反应，而不是对提高教育效率的技术需要的反应。因此，学校重建运动是要适应社会制度环境所体现和支持的习俗的意义与行为方式，而不是要在操作水平上真的去实施它们。这些风俗、神话所界定的意义与行为方式包括教师授权与学校现场管理的观念和法律。梅耶指出，与实际的变革行为相比，这些组织结构的变化成本低廉。因此，重建教育运动涉及教师管理依稀的变革，这要比实施教师行为改革的成本低一些。

一般的看法认为组织环境主要包括三部分：自利的规则制定者，专业人员和其它组织。自利的规则制定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和它们的下属，如教育评价团体等。这些机构及其成员提供控制学校组织的制度规则、政策和规章。专业团体为学校组织成员的活动、信念和规范提供合法性。在组织的资源依赖或社会交换之中，合法性有时只是作为另外一种不同的资源。然而，从制度观点看，合法性不是被占有的或被交换的，而是要反映文化一致性、规范的支持或对规范和法律的遵守。在社会服务组织中的专业人员一般按照他们的专业同事认为是合法的准则来选择行为方式。与专业团体的主流价值和规范相一致的行为方式方法往往是对于顾客的要求。

（二） 选择性

选择性是学校组织变革的另一个重要机制，但是常常不为人所重视。关于组织的选择性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研究，这里主要从人口生态学来阐明学校作为组织的选择性机制。

组织生态学认为，任何历史时期发生的大部分组织变革是组织选择和替换过程的结果，并不只是组织内部的交换和适应行为。组织生态学家研究各种层次的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人口生态学感兴趣，这是组织生态学理论中发展最成熟的一个分支。正如其名称所示，人口生态学家将组织内部的人口而不是具体的组织作为分析的单位。那些运用生态学视角来研究组织的学者主要对组织从创建到解体过程中人口的变化感兴趣。人口的定义比较复杂，有多种解释。通常，“人口”这个术语指在一些相关方面同质的组织集合体。[8]然而，这种描述并不总是清晰的，例如，推行蒙台梭利思想会形成一个新的保育学校的人口群体呢，还是仅仅导致教育革新，增加保育学校这个分支呢？

组织中的人口也可根据整体性特征来定义。整体性特征指对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依赖。如果组织成员由于环境（包括其它团体的人口）的变化而受到相似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组织中的人口具有整体性特征。这个定义说明环境变化对组织中人口的影响比对具体组织更加迅速有效。这种观点便于描绘长时期内一个国家变化着的儿童人口统计数字与公立学校中某些趋势之间的联系。

其它有关组织人口的定义包括成员的相似性、组织人口内部资源和才能的共享以及组织人口之间共享的缺乏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在其成员拥有相似的培训、证书和工作经历时，组织是人口的组成部分。教师独特的社会化经历使中小学校独立于诸如大学等其它教育机构，彼此存在很大的不同。另外，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教学技术。这个特质只能由组织内部成员所掌握和分享，而不可能由其它组织的人口分享。人们期望在不同的组织人口之间而不是在人口内的组织成员之间找到更大的差异。例如，使学校与其它社会服务组织紧密配合的困难之一是，这种合作关系要求融合两种不同的组织人口，而事实上，这些组织的成员拥有独特的社会化经历和不同的工作机制。

从人口生态学观点来看，组织变革问题与环境选择性有关。选择发生在不同组织之间为储备各种资源而竞争的过程之中。人们认为，组织之所以不发生变化，原因在于选择过程所导致的高层次的结构惯性。组织的选择过程钟爱那种可再生的和在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结构。以选择为本的方法将组织及其属性看作是相对固定的，并认为通过优胜劣汰，那些与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将生存下来。因此，与适应性观点相对照，选择模式强调组织惯性和组织对环境的被动而盲从的倾向性。

决定组织选择性的因素是什么？其中之一是组织的生存期。这被称为“新生事物的不利条件”。这种观点认为选择过程有利于拥有高信度和高效度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年久的组织已经拥有固定的模式、过程和可再生性，它们不容易消亡，因此可克服新生事物所具有的不利条件。在某一既定的社区，历史悠久的学校往往得到社区的支持，但是，如果在一所新学校推行新计划则通常会受到社群的拒绝。

与环境选择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结构惯性。结构的可再生性越大，惯性也就越大。但是，组织却随着其生存期的延长而越来越缺乏活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是组织的规模。大型的组织比小组织更适应生存。这是小事物不利的一面。究其原因，与惯性大小和生存期长短有关。组织惯性、生存期和规模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暗示着环境选择的结果。例如，小事物的不利面通常与新生事物的不利面相关，因为新建立的组织经常是小型的。具有惰性的组织更容易生存，而年久的组织有广大的惰性，这就是选择过程的性质。这种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小规模的变化不会导致大的教育改革，不会引起教育革新的扩展，但是拥护改革的人却越来越鼓吹即将到来的改革的规模正在扩大化。人口生态学认为小规模的变化不会被环境所选择，因为它们被环境忽视了。

总之，选择观点说明了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什么难以革新的理由。人口生态学承认，环境并不选择那些不同于传统学校的小型的、新型的学校。相反，环境会选择与传统的“真正的学校”（存在于关于学校的风俗与神话之中）仍然相象的学校。对人口生态学观点的批评意见主要围绕该理论的高度宿命论倾向。认为该理论中缺乏自由意志、主动适应或变化，组织只是消极地受到客观性的制约，它们坐等环境条件将它们选择出来。人口生态学家则反驳这些批评，认为选择理论只是分析的角度之一。选择理论强调观察分析的人口层面而不是单个组织的适应性。因此，如果一个人对单个组织的变化频率感兴趣，适应论观点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他对组织的人口层面感兴趣，那么选择理论就很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组织既具有适应性，又具有选择性。组织的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制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也由此而联系在一起。在二者的关联中，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制度力量如何形成组织的生态？

人口生态学家从两个方面考虑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一种观点依赖于制度的非正规规则，而另一个方法则依赖于制度的正规规则。

人口生态学家将非正规建立起来的制度用来解释人口中组织的密度，这叫做密度依赖模型，它可以解释人口中组织的数量演变过程。根据这种理论，一种组织形式在相关行为人和公众l想当然”的程度上是合法的或制度化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合法性涉及有关组织形式和它所涵盖的活动范式的产生与接纳。也就是说，活动范式是围绕建立组织的合适方式自然形成的。而组织又是围绕特定活动建立起来的，制度环境则认可以这些范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组织。

因此，密度依赖模式认为，具体组织形式的早期演化或建立是以某个特定人口中合法化的范式为基础的。这些范式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可说明组织形式的演化。从人口生态学观点来看，组织形式的范式并不是由行为人或机构从外部强加的，相反，它们是人口增长和扩散的直接结果。随着人口最初在数量上的扩展，组织形式就开始被界定、整理和传播。在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范式就围绕着组织形式形成了。这意味着组织形式已经得到认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就失去了这种额外的效用。总之，密度使组织形式自身合法化，并且重视制度环境的认知和规范两个维度。这表明，从单个学校的试验到逐步推广这种按比例增加的想法也许并不有效。或许起初先让新范式达到一个将会影响人口的密度，推广才会真正奏效。

这种观点将合法性置于人口生态学理论的核心，因为它有助于解释选择性压力影响组织的方式。并且，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公众合法性是大规模学校改革运动中最成问题的方面。具体讲，得到来自环境的制度支持的组织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也就能够生存得更久。例如，在组织生态学中，新建组织具有新生事物不利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们缺乏外部合法性和制度方面的支持。

二、学校是教育的基本组织，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由于适应性和选择性机制的作用，其改革过程模式可以划分为三类：渗透模式、政策模式和自愿模式。对于具体的教育改革，常常难以精确地确定哪个是更主要的模式，它们通常交织在一起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模式。

（一） 渗透模式

许多教育上的变革仅仅“发生”或似乎“缓慢地进入”学校组织之中。人们往往不清楚它始于何处，或是谁发动了它。渗透模式显示了学校是如何受到更大的社会进化活动的影响，因为与这个社会相联系的力量常常不给教育者选择的机会，除了采纳、发展或放弃革新之外，学校教师或校长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另一个渗透模式的例子是美国教育在“回到基础”、“开放教育”和“使学校人性化”之间的摆动。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全美上下都开始重视对基础知识的教育。然后，作为对越战、种族动乱以及学校对传统知识过度重视的反动，人文教育又成为重点。在70年代中期，作为对人文和开放教育过度的反动，社会重新重视基础知识。所有这些社会变化都引起学校中的“革新”式反应。就常规课程而言，这里也有一些渗透模式起作用的例子。作为对艾滋病流行的反应，增加了更多的性教育内容；作为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循环利用进入了课程。作为对家庭中枪械危险的反映，一些学校增加“枪的知识”课程。作为对家庭和学校所处紧张环境的反应，一些组织制定了“控制紧张”的课程。作为对新移民涌入的反应，学校开设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课程。此外，还为处境危险的人创设了可选择学校。

 如果一个人没有历史感，或者不能理解学校是一种社会制度，那么，这种渗透过程就会受到嘲弄，他们反而会更加坚定地认为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是没有主见，不断地跳向最新的课程或教学方法，就像青年人追赶流行的时尚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把教育变化的渗透过程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那么，这些摆动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们不过是一些“惯例”而已，可以看作是学校试图完成自己的双重角色任务：作为文化传递的代理人和作为社会变革的代理人。对于精明的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会发现昨天发生的事情，可能不会继续下去，他今天可能要在不同的情境中教育另一群学生。成为时尚的东西可能是解决明天新老问题的好办法。社会的钟摆不停地摆动，学校就会按照这种摆动的节奏而运动。

（二） 政策模式

与渗透模式相反，许多改革是强加给学校的，或者学校被诱致改革。这种强制的或诱致的改革起源于各级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的政策。

1、 强制性改革。学校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法院的判决，因为有许多问题是学校所不能处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常识和经验会支持这种看法。但是，强制性的改革措施往往会激起许多情感和价值方面的反应，这会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人们不断地辩论学校的改革是否需要行政部门的指示，这些指示对于教育改革结果的影响是积极的或消极的。

美国1975年颁布的《残障儿童教育法》就是激进的强制性教育改革模式的例子。该项法律对课程、教学、价值观和财政都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强制性改革的发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改革的倡导者相信，把这些残障儿童整合到常规的班级而不是把他们与同辈儿童隔离开来才是要做的正确事情。

有时，教育改革的手段方式与教育和教育改革所追求的目的之间似乎存在明确的联系。但是，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滥用理性的现象，人们常常进行超越知识边界的理性化努力，乐观地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这种观念经常导致关于学校教育的指示频繁过多、教育活动和改革程序过分复杂，以及不适当地运用某些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等等后果。这些行为及其后果，与作为一种组织的学校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就造成教育政策实施的无效性；与社会转变联系在一起，则导致留恋或依赖以前有效或无效方法的习惯。

2、 诱导性（Enabling）改革。这种形式的改革政策常常使用某种隐喻性的“胡萝卜”（通常是钱或其它诱惑物）来诱发学校组织采纳改革的建议。其目的是要通过提供额外的资源来促进学校的变化，反之，这些资源也将增加学校的革新能力。诱导性教育改革政策符合学校适应性的观念或学校自我更新的观念。

例如，在美国，20世纪50至70年代早期以及90年代都是通过增加教育投资而激发教育领域改革的鼎盛时期。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金也随之而流入教育领域，支持在大多数学科领域开发新的课程和研究传递这些新课程的新方法。联邦政府也拨款支持教师的在职培训。与这些资源相随而至的还有来自像卡内基、福特这样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金。这些资金的注入激发了学校和教师的改革热情。

（三） 自愿模式

如果说政策模式是从外部命令或诱发学校改革，那么，自愿的改革则产生于学校组织内部。这种模式是学校自己决定要进行改革，或者学校自己决定参与某种形式的教育改革。在某些情况下，学校可能自发地适应强加于它身上的事情，它因此可能采取某种革新措施，或可能发展出自己的实践方式或程序。

这仍然可以美国的“回归基础”运动为例来说明。“回归基础”运动导致美国各州或地方政府的对学校的授权，这些授权则成为不同形式学校自愿改革的一个诱因，因为要得到这些授权，则必须满足授权所规定的各种要求。学校可能采取顺从的态度，尽可能主动地来满足政策的种种要求和规定。这也说明在三种改革模式之间有时会发生相互交叉的现象。

 三、总结

 总之学校组织的改革机制首先要从组织的适应性和选择性两个方面考虑，因为组织的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制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也由此而联系在一起。目前人口生态学家从两个方面考虑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一种观点依赖于制度的非正规规则，而另一个方法则依赖于制度的正规规则。学校是教育的基本组织，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由于适应性和选择性机制的作用，改革过程模式可以划分为三类：渗透模式、政策模式和自愿模式。对于某个具体的教育改革，很少只用一种模式或者说难以确定单精确地确定哪个是更主要的模式，通常三种模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模式。

参 考 文 献

[ 1]克劳森&博伊德，《育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重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2]史葛.西，《机构和组织：理论与研究》，《纽伯里公园：圣人》，1995年。

[ 3]祖克尔.L.G，《体制组织理论》[ M ] ，《美国社会学评论》，1987年第13期。

[ 4]梅尔，《合理环境》 ，《千橡树：圣人》，1994年。

[ 5]摩尔人，《教育重组：生成的隐喻和新视觉》，《Berkeley:McCutchan》， 1992年。

[ 6]辛格.拉姆斯登，《理论和研究组织生态学》，《社会学年鉴》，1990年第16期。

[ 7]汉南.弗里曼，《组织生态学》，《牛津：佩加蒙,1993年

[ 8]奥德里奇，《人口，自然选择和应用组织学》，《administrativescience季刊》，1983年第28期。

[ 9]马骥雄，《战后美国教育改革》，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