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一)

摘要：

     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键。 “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也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本文第一部分描述“三农”问题的内容表现，现状及特征， 第二部分“三农”问题的形成因素， 第三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三农”问题.二元结构.城市化.农村税费改革

    正文 ：

     所谓“三农”系指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矛盾。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现已构成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

     一、“三农”问题的内容表现，现状及特征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 。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发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850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2622。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3.24倍。表面上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24：1，而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注一） 中国有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先例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二）农业人口过多，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

     目前，中国农业人口仍然过多。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6％，但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占62.34％，农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0％，这种比例明显偏高；在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拥挤在农业领域，农民收入的60％左右来自农业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如果按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公顷计算，全国耕地只需1.28亿劳动力，加上从事林渔业的劳动力，共计需要劳动力1.8亿左右。2000年，全国农业（含国有农场）多达3.575亿，其中剩余劳动力超过1.7亿。如果考虑到90年代以来因农业物耗率的提高而减少的劳动力使用量，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上超过2亿人。 （ 注二）

     由于农民太多，购买力又低，长期追求总产量最大化过密型增长，就使得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对于农民增收极为不利的变化。我国人均不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较早地形成了买方市场，主要原因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的格局没有改变，这对农民很不利。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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