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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城市人口不利，对农业人口不利。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享有的国民待遇也不一样。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
3、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
一是现有的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二是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同样不利于农民，而且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防治体系基本上垮掉了，很多地区的农村缺医少药，有的乡镇连卫生院都卖掉了；三是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
4、宏观调控政策认识严重落后
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这两大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归根结底是资金的运用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的宏观调整政策一直倾向于从农业和农村获取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料。现在工业化已基本建成，是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日本、韩国包括台湾一般都在20多年以后开始反哺农业，而我们工业化50多年了，还在大量向农民索取，城乡差距通过城市廉价使用农民工、低价征地方式愈来愈大。
5、农民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较低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增收缓慢，首先在于其自身的创收能力较低,承担风险能力低下。目前我国仍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如最主要的农副产品，大部分还是由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靠人畜作业生产出来的。联系资源状况考察农业劳动力的利用，就会发现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农业效益被大量富余劳动力占有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在收入增长方面，就不可能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另外，相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难以满足农业和非农业对劳动力素质日益提高的要求。再者，按照西方经济理论，承担风险是企业经营的起码条件，利润就是承担风险的报酬。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不同，他们绝大多数处于生存的边缘状态。他们的目标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③所以，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承担风险能力低，观念禁锢，思想不解放也是我国农民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三、运用发展经济学观点，提出解决“三农”社会问题的对策
我国在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但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处理工农关系及城乡关系上，计划经济的东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这种错误的经济模式的要害在于割断了工农之间与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关系。在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看来，财富增长的核心在于分工。在社会分工体系中，通过等价交换实现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而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破坏等价交换关系，在被迫接受低价的农民一方，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在享受政策优惠的城市市民一方也缺乏竞争向上的动力。基于此，运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提出解决“三农”社会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三农”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内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人才的短缺，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是可以引进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性贫困”。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体制或制度是一种看不见的、也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因为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唯有制度难以引进，特别是在引进的制度威胁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时候。④“三农”经济增长的症结是农民增收缓慢，而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就是一些正式制度的束缚、落后，还有部分非正式制度如观念、理论的陈旧，需要深化体制改革，需要理论创新，需要在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规范和制度化。
今年，我国宏观调控中新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初现端倪，并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1、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9个方面22条实实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涉及到粮食生产等各个方面，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新农业政策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首先取消农业特产税，3—5年内逐步减免、最后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突破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障碍，确定了新农业政策的导向。
3、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打通了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的道路，形成了新农业政策的重要支点。
4、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加大农业投入，严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粮食最低的收购价，构成了新农业政策的四项保障措施。
5、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激活了“三农”经济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今年的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转机。在夏粮、早稻的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三个方面连续几年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扭转。
（2）农民现金收入增长提速。一是扶农的优惠政策增收；二是粮食等农产品涨价增收。
（3）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新农业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使基层干部从催粮收款中解脱出来，改善了干群关系，推动了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启动的新农业政策，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全面反映了农民的意愿和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里，具体政策措施和操作办法还要不断充实细化完善，应该更加注重制度的变迁和长效机制的构建，乃至于把一些长期起作用的政策逐步法制化。当然，还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和制度的创新，不断提高制度竞争力，为进一步拓宽“三农”经济增长渠道提供一个稳固的桥梁。
（二）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战略，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
发展经济学G.M迈耶指出：“如果在过去发展的几十年中，农业发展具有工具价值，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它必须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具体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归结为四种形式的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⑤基于此，我国当前的新农业政策也做了适当调整。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重点是把由解决农副产品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转移到适应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上，具体表现为：
1、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布局
种植业结构调整，要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一是适应养殖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由传统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转变；二是大力调整品种结构，发展优种优殖产业；三是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提高效益原则，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在小城镇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交通、通讯、保险、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等行业，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以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机会。
（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力低下的维持生存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阶段；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向混合的多种经营农业转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专业化、现代化的商品农业。我国当前农业现状仍处于“混合农业”阶段，可以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种经营模式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可以促进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1、加强制度创新，建立新型的利益分配关系
要本着互惠互利、共同致富、长远发展的利益取向，引导各利益主体不断更新观念，正确处理主体利益与总体利益和不同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2、进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建设
可通过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企业改革等措施，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服务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尽可能做到规模大、水平高、外向型、产品新，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3、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
要研究制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规划和扶持政策，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引导、服务和调控，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重点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生产基地和示范项目。
（四）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
在新的农业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农村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压力大，农业比较效益低。因此，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同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而我国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壁垒。根据人口学中“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因此，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政府面对汹涌如水的民工潮，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决不应不疏反堵。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必然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提高；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各大行业的互动，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因此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只要引导得力，组织有序，完全可以像河流入海，一马平川。可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3/4/4 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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