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的讽刺艺术创新

和方鸿渐一起隐瞒此事。方鸿渐批评苏文纨的诗“闯了大祸”，又是她通风报的信，帮他摆平了此事。后来，表姐家不常去了，但却经常和方鸿渐联系，或见面，或通信，就这样，她慢慢得就进入到两人的交往中去了。日久定会生情，在他们决绝的那刻，在历数了方鸿渐的不是之后，“方鸿渐羞惭交加，不愿再辨解。”但唐小姐却恨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辨解呢？我会相信你。”甚至于后来要不顾笑话，把雨中的方鸿渐请回来。可见，唐晓芙的心中是有感情的，虽然这感情还不太牢固。她偏听了表姐的话，她所数落方鸿渐的话都是从她表姐那得来的。
苏文纨没有得到方鸿渐，一腔激情遭遇兜头冷水，本该是羞惭难当的事。但苏小姐的脸皮厚得很，居然连方鸿渐给她的信都拿出来供唐小姐观赏，还恬不知耻添油加醋地败坏方鸿渐。只遗憾的是方鸿渐在信中并没有说他喜欢唐小姐，否则她决不会给唐小姐看了。苏文纨这样做就是要破坏方鸿渐的名声，继而破坏方唐二人的关系，从而达到发泄自己心中嫉恨的目的。苏文纨一厢情愿地精心策划了方鸿渐和赵辛楣之间争风吃醋的斗争，但事情到了她的嘴里就成了方鸿渐追求她。作者通过择婿一事，揭开了留法女博士高尚的面纱掩盖下的丑恶面目，在以后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苏文纨干出走单帮、勾引有妇之夫、辱慢方孙二人的事，读者就不会感到唐突，而觉得这是苏小姐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干出的事了。
不仅仅是上述这些人，作者以方鸿渐的行踪为线索，串起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一个个丑陋的灵魂。鲍小姐的无耻；赵辛楣的傲慢；李梅亭的自私、贪婪与好色；顾尔谦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陆子潇的虚伪；范小姐的矫揉造作；汪处厚的处心积虑；汪太太的不甘寂寞；弟媳们的鄙俗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恪尽收眼底。方鸿渐生活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人际关系自然不会好。因为他涉世未深，总把感情写在脸上，让人一望而知。他身上仅有的一点可贵――率真与孤傲也成了他在社会上碰壁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也许他也会变成围城中的其他一种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会是唐晓芙那人。人只会越变越圆滑，越变越世故，这样才会适应社会中的各种生存规则，才能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人生――人在社会中的境遇。
很多人读完〈围城〉之后，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方鸿渐。方鸿渐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有着普遍的意义。虽然围城中的人物活动场景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但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我们的周围。书中的各种人性的表演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不是还在一幕幕的上演着吗？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读者与打上时代烙印的英雄之间多少都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他们对英雄只会有那种或景仰，或赞叹，或惋惜的情感，也许还能激发些豪情，给一些鼓舞，但绝不会把自己和英雄等同起来，最多是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罢了。对于特定的时代，身处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会有那个时期的特定情感。当时代在变迁，环境改变之后，这种情感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人都知道“九一八”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同那个时代的人相比现在的人对于亡国的耻辱和愤怒的情感体验却要淡漠的多。再如：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对他的崇拜也是无法相比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特定的时期，人们需要有着特定内容的文学作品来适应他们，鼓舞他们。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们需要能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士气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围城〉写成之初并没有太受人们欢迎的原因。但那个时代结束了，人们逐渐淡忘了那些因时代需要而产生的艺术性并不太强的作品。但不合潮流的〈围城〉却很快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并喜欢起来。因为人性问题才是永恒的东西。
钱钟书先生睿智的目光从昨天穿透到今天，看到了明天。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高高地站在了整个人类头顶之上。时代中的英雄很少，但世俗中平凡而又平庸的人却很多，钱钟书选择了无用的方鸿渐作为文章的主人公，是他的高明之处。虽然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但人的基本情感和最初的原始人性却没有多少改变。小了讲，无论是英雄也罢，凡人也罢，都超越不了最基本的人性。大了讲，无论是国家也罢，阶级也罢，人性中原始的欲望才是它们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才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人性问题是最基础、最低层的问题，同时它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人性又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人性问题又是最广泛、最全面的问题。无论是用社会的观点，还是用阶级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其实都是相对狭隘的，相对浮浅的。说到底，都是人类的生存问题。解决好了人类社会更好地生存问题，社会就会顺利地向前发展。所以说，无论是社会的更替也好，还是新政权代替旧政权也好，归根结蒂还是人的生存问题。这是人类的求生本能。钱钟书说“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性”，其实就是说人性中的许多方面都是和动物相同的。比如贪婪、争抢、自私自利。只不过人类的智商比动物高了许多，把相互之间的争抢或残杀说成是竞争、战争而已。
社会在进步，人类的情感也在不断地进化，但这种进化并不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情心是它进化的一个积极方面，但虚伪却是它的负面。作者在围城中并没有去太多地展现人类的怜悯侧隐之心，而是着力表现人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人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愚昧和无耻。三闾大学的教授们都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仍脱不了这种鄙俗和蒙昧，这更能说明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要表达的人的“无毛两足动物”的本性。作者幽默的语言可以使我们开怀大笑，但幽默背后的讽刺却又让我们的笑声嘎然而止。作者只是在用一种幽默的语言描写人类的悲剧而已，这种情感上的反差只会让我们体会更浓厚的悲凉。
正是人性的这些弱点才导致每个人都陷入人生的困境。在这样的人性弱点包围中，方鸿渐只能慨叹人生的忧伤与无奈。人在社会就仿佛是在洪流中起伏飘荡的稻草，孤独而又无依无靠。方鸿渐是历史长河中平凡而又平庸的人的缩影。现实生活的大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却是被具体的环境及人际关系操纵着。人都要去适应这种具体的环境，去随波逐流。面对种种无力扭转的局面只能退而求其次，或违心改变自己原来的初衷。唯一能洁身自好不受社会制约不受世俗摆布的恐怕只有方鸿渐家里的那只祖传的老挂钟而已。
钱钟书通过对人生困境的描写，来对人性的丑恶进行讽刺与嘲弄。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祢勒大仙，遗世独立，笑看人生的一幕一幕的啼笑皆非的闹剧。围城就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每个人的粗鄙与丑陋。如果每个人都能扪心自省，对照这面镜子把自己洗涤干净，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变得纯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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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的讽刺艺术创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