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遭大难之人，哪怕是豪杰之士，也难免感时运不济，叹郁愤难平。在书信中还体现了司马迁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作者谈到“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汉武帝用宫刑惩罚司马迁，把一生的屈辱加在司马迁身上，可太史公却由此从匍匐的臣子中间站了起来，“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样还举那些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的例子说明，增添了说服力，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作者还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文章说到自己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作者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从“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仁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就是一部反暴政的书，其中对汉武帝的暴行讥讽颇多，当然为汉武帝所不容。后世一些统治者也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如东汉明帝下诏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这说明司马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史书，对司马迁的诋毁恰恰说明了他的伟大。司马迁虽通古今之变，已另眼看待生死，可谈及身世，也难掩自己的嫌弃和伤痛之情，他俗人的真性情让人读来真实，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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