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现实困境与制度构建

（一）责任主体界定不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问责的客体是领导干部，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但是，一些地方把问责等同于纪律处分，有的甚至提出“全员问责”。另外，一些地方的问责规定对直接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责任的划分，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的划分，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划分不明确，问责范围的确定比较随意。一些地方对工作作风暗访中发现的问题，仅对当事人进行相关的处分，但没有对部门分管领导进行问责。一些地方反映，有的部门对问责责任主体认识不清，动不动就对基层单位问责，给基层单位带来较大压力。

（二）问责内容范围不宽。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问责情形包括决策失误、工作失职，管理监督不力、滥用职权、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用人失察失误，以及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也就是说，问责重点对领导干部行使领导权力过程中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进行追究和落实。但在实践中，各地普遍偏重对执行环节的问责，忽视决策环节和监督环节的问责。实践中，因为决策失误或监督不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同样非常严重，但这方面的问责很少见。问责变成了一种灾难后被动的善后程序,而不是日常政治生活中丝丝入扣的主动诫勉，忽视了问责在事前和事中的作用。

（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在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程序，更多地根据党委政府的意向，而不是根据问责规定自动启动程序。各地对同一性质的行为该不该问责，做法各不相同；即使问责，结果也不相同。尤其是，一些地方往往对于舆论影响大、群众强烈反应的事件进行问责，否则一般不问责。问责的实施过程也比较简单，被问责对象的申辩权利保障不充分。基层尤其是镇街一级，事权和责任不匹配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情况下，镇街干部被问责具有“代人受过”的意味，类似于“越战老兵上访”等维稳案例，因为诉求涉及国家决策，基层根本无法满足，中央也明确地方不得阻拦群众信访，但老兵到省或进京上访却首先问责基层。

三、构建官员问责制度的方法途径

（一）健全问责法规制度体系。要根据新的形势需要，提升问责的立法层级，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条例，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的问责法规，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问、有错必究。

（二）凝聚监督问责合力。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各级政府网上办事大厅建设为契机，实行电子纪检监察系统的同步嵌入，实现对行政权力运行全程监控。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构建多元主体问责体制。

（三）培育监督问责社会文化。将问责制及有关内容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计划，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主动履责的自觉性。扩大面向社会的宣传，培育民主、法治、责任等公共精神，激发社会公众参与问责的热情。动态评估问责工作实施情况，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制度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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