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现实困境与制度构建

问责对党政部门转变职能、提升效能，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意义重大。由于我国问责制度起步较晚，在执行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甚至误区。

一、当前官员问责制度构建和执行情况分析

官员问责制,是对于没有履行好份内之责的官员，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行政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制度的总称。其实质是一种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控制与监督的机制，促使他们认真履职，对自己以及下属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向任命机关和公众负责。问责制度侧重于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或不当作为方面的监督，是通过制度性的途径解决“庸政无责、小过难究”难题。问责与纪律追究、法律追究，构成了三位一体、依次递进的责任追究体系。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制度构建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03年4月“非典”时期的一系列问责事件，标志着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初步建立。党中央出台的规章有2003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2005年《公务员法》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如2007年《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

第二阶段：以2009年中央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为标志，问责制度步入专门立法阶段。此后，围绕问责的规范化，党中央、国务院相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权力运用的规章制度。如2010年2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3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四个文件；当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对行政责任追究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修订出台的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履行主体责任或履责不力行为作出追责处分规定，逐步形成了倒逼责任落实的制度规范。

分析官员问责制度的发展和执行情况，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一是由应急型问责转向长效型问责。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会启动问责程序，现在则是对行政决策进行常态性审查，一旦出现问责情形就启动相关程序。

二是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以前往往只对滥用职权、越权行为问责，而行政不作为等消极行为很少被问责。目前，问责范围从追究“有错”官员向“不作为”官员深化，不断挖掘对“无为”问责的深度，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纳入问责体系。

三是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非典”事件以前的问责主要针对各种安全事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典”后，两名省部级领导引咎辞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出台，标志着问责的制度体系开始建立。

二、官员问责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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