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9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制度选择分类，我国实行的“在保证正常账户人民币可兑换的前提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应划归为“钉住汇率制度”一类。根据两极汇率制度论的分析，这种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间设计出的独创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长期内是行不通的。这种“中间道路”汇率制度，短期内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却以货币当局被动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而且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中长期保持灵活性的要求，其基本特点是：（1）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非均衡是这种制度选择的主要特点，不存在浮动汇率制中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2）在汇率的稳定和调节机制上，当前汇率制度类似于“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但却不具备固定汇率制的汇率稳定机制和稳定的汇率预期；（3）在政策面上，直接管制政策的大量运用导致事实上的多重汇率制，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国际收支不同账户管理上的区别对待和对于资本流动的不对称监控为逃汇提供了渠道；结售汇制使得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些特点表明，“中间道路式”的汇率选择使我国的汇率制度在宏观效率上更倾向于同时具有固定和浮动汇率制的缺点。这是对两极汇率制度论的无意的诠释，也正是两极汇率制度论对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中长期选择的启示所在。
1、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必然走向“极化”而采取浮动汇率制
（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在物价等经济变量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汇率唯有交给市场决定，才能与其他经济变量相互配合，促进经济的平衡运行，浮动汇率制便成为当然选择；（2）我国政局稳定，政府公信力强，有利于进行以浮动汇率制为取向的汇率制度改革。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货币当局在处理克鲁格曼三元难题中，更加关注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是因为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失业增加，政府亟需帮助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显然这将加大对浮动汇率制要求的迫切性，同时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增速也会支持这一选择；（3）我国公众的汇率预期能力不断提高，对汇率的适应性预期逐步走向理性预期，市场交易信息渠道得到了拓展，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效应逐步弱化，这就减少了市场的消息市、政策市的特征，使市场交易者形成均衡、稳定汇率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为我国选择浮动汇率制提供了环境支持；（4）随着加入WTO之后市场规则不断地修正，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也会逐步放开，当利率等经济变量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本项目完全放开时，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浮动汇率制为最终取向，从而避免某一变量的僵化导致其他变量的超调。
2、 从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定位于趋向“极化”的“中间道路”而采取单边目标区制
中期人民币汇率制度要满足三个条件：（1）灵活性，即从制度选择上保证人民币汇率与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保证人民币具有自我调节的空间；（2）稳定性，即人民币汇率在面对短期外部冲击时，不会产生过大的波动，甚至崩溃；（3）可控性，即保证货币当局能够对汇率的波动进行有效的干预(吴运迪,2000)。这三个特点要求在中期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无法实现完全自由浮动。首先，目前国际金融制度选择并不明朗，货币当局必须保留干预汇率的手段与空间；其次，为实现近期经济稳定增长，货币当局有义务保持汇率为经济增长服务。所以说，人民币汇率最终走向完全的自由浮动的过程中，仍需要一个可行的中间选择方案，这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的汇率选择，我们认为应是软钉住汇率制更接近浮动汇率制的汇率目标区。这种汇率目标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紧密经济体之间（如欧盟）的双边汇率选择，而是一种单边的目标区：（1）目标区根据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情况单方面确定，并不和某种货币达成协调的义务；（2）在确定中心汇率时，不再只钉住美元，而是钉住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与我国国际收支密切联系的一篮子货币，由这个货币篮子产生一个加权中心汇率；（3）根据人民币被动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宏观经济状况，设定目标区间的上下限，让人民币保持10%左右的波动。这个波动幅度与国内外市场的融合程度相联系，融合程度越高，目标间设定便可以越小。采用目标汇率区，首先可以保持对人民币汇率调节的灵活性。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波动，货币当局便可以利用政策工具实现其他政策目标，同时货币当局不仅可以根据经济形势调整中心汇率，还可以调整货币区的大小。其次，可以维持中期内汇率的稳定性。当市场受到短期冲击或噪声交易旺盛时，货币当局就可利用目标区向公众提供一个可以置信的干预预期，从而抑制冲击扩大。再次，目标区为货币当局提供了进行干预的空间，提高了汇率的可控性。
3、 人民币汇率制度“极化”的战略应在钉住汇率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时进行
退出钉住汇率的最佳时机是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候，即外汇市场对汇率没有较强的贬值预期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局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可能会引起外汇市场的汇率波动，但市场不会认为这是政府政策行为的结果，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的汇率调整。退出钉住汇率的次优战略是经历大规模资本流入、汇率有较强升值压力时，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了这一条件。
四、与“极化”相适应的汇率政策：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趋向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仅在于高估或者低估，而在于更深层次原因上的汇率机制，甚而汇率制度。这里的汇率制度（Regime）指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汇率机制（Mechanism）则是“以什么样的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浮动的‘管理’程度如何”等具体问题，例如实行结售汇制、在国际收支上不同帐户实行不同政策的区别管理以及在外汇交易的微观市场机制上实行最高持汇规模和汇率日波幅的数量和价格限制等等。“制度”和“机制”的严格区分是有必要和客观存在的。在这里，“人民币汇率机制”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实现形式，通常认为，制度中的问题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例如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而机制的问题则可以在实际操作中逐步改进和完善，例如扩大会员的持汇规模，完善结售汇制等。如前文所述，两极论告诉我们至少在目前，中国实行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是比较好的，只是在具体的汇率形成机制上存在缺陷，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汇率成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并最终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的方向应该是促进汇率的灵活性与可兑换性的结合，促进独立货币政策的良好执行。具体说来，汇率机制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
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开和人民币逐步走向市场化，外汇市场的供求应该更多地体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以外的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需要由经常项目外汇收支逐步过渡到以经常项目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4/5/5 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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