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论文中国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观的经济学分析

弹性的认识刚好相反。” [6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P242]6但加里·贝克尔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清楚明确地说明子女的质量到底指什么。我对此的理解是，可以通过增加对子女各方面的支出，培育出“高质量”的子女。而所谓的子女质量主要表现在子女健康状况，个人素质（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和对于家庭的贡献（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中，这个方面的实际意义十分重要）。加里·贝克尔的结论是符合现实的，但在推导过程中有许多较生硬的假设前提，这使其说服性有点折扣。因本文主题所限，这里不能完整地阐述我对加里·贝克尔理论的改造，但主体逻辑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我用“预期子女质量”来替代加里·贝克尔的“子女质量”，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是“实际子女质量”，它是指最终得到的子女质量。之所以要强调家庭在计划生育时面对的子女质量是“预期”的，是因为在我们所考察的古代中国，“实际子女质量”并不是由对子女各方面支出的多少所唯一地决定，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子女的质量还与遗传等生理学和其他社会因素有关，而且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都是无法控制的，现实中富裕家庭的子女有不少是纨绔子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所以家庭在做出生育决策的时候，只能考虑可控的因素，即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和子女质量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子女的数量是“预期子女质量”的替代品。而且子女的数量和“预期子女质量”都是正常商品。提高“预期子女质量”成本的上升会产生价格效应。而当收入降低时，子女的数量和“预期子女质量”都会减少，这又是典型的收入效应。用一个图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见图1。原来的偏好无差异曲线为S0，在提高单位“预期子女质量”成本为C0，收入水平为Y0时，子女数量和“预期子女质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N1Q1，家庭选择的子女数量和预期质量分别为N0， Q0。当收入水平不变，提高单位“预期子女质量”成本上升为C*时，子女数量和 “预期子女质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N1Q2。在此基础上，如果收入水平又下降为Y*时，子女数量和“预期子女质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下平移到N2Q3。与偏好无差异曲线S*相切，此时家庭选择的子女数量和“预期子女质量”分别为N*，Q*。具体到偏好无差异曲线位置的决定与现实中的选择有关。这种总结与加里·贝克尔得到的“子女数量的价格弹性超过质量的价格弹性，这同其收入弹性的认识刚好相反”的结论是一致的。
                 预期子女质量

                      Q1
                      Q0                        S0
                      Q2
                      Q3
                                                      S*
                      Q*
                      O     N0        N*     N2     N1       子女数量
                                   图1
将这些概念运用到古代中国的情况能够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过去，提高子女质量的努力是要花费很大代价的。关于健康，
“过去，有一半的儿童会在青春期或成人期之前死亡，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变成残疾。” [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年3月第1版，P85]
关于个人素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古代中国农民正规教育的支出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收入水平很低，同时提高子女质量的成本又很高昂的情况下，理性选择就正如图1所描述的那样：生育较多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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