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人格理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尴尬(二)

    这种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适应了诗人所处时代奋发向上的主流意识。唐代，尤其是李白生活时期的前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经济上，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政治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唐玄宗统治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史称“开元盛世”。此时的大唐不仅在亚洲是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即使在世界范围里也是最强大的封建帝国之一，疆域辽阔，四方来朝，因而唐人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具有渴望融入社会、为国立功的强烈愿望和积极向上、豪迈乐观的精神。这在那些至今流传不衰的诗篇中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像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中表现出的广阔胸襟，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燕歌行》）中表现出的恢宏气势，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无一不是盛唐气象的反映。即便到了今不如昔的中唐，从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中我们依然能够听出令人心动的铿锵。李白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作为站立于盛唐诗坛之颠的大诗人，他更是通过诗歌把自己的人格理想与社会主流意识的一致之处表现的得淋漓尽致，如“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中表现出的雄怀大志，“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挠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中表现出的忠贞豪爽，以及“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表现出的洒脱豁达，都是诗人“功成身退”理想的真实写照。从这些诗句里不难看出诗人所表达的情感，都带有鲜明的盛唐色彩，是和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相吻和的。

    其次，在诗人“功成身退”的理想中，“功成”占据了其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尊崇儒家，积极要求入世、渴望建立功业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崔大华先生认为：“从主导价值和根本立场来说，儒家是要求‘仕’的，也就是优先选择社会政治‘参与’，积极入世，热心改造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实。” 自魏晋而后，儒家学说逐渐式微，不再居有垄断地位，但是，其宗主地位并未改变。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虽或尊佛抑道，或崇道抑佛有所不同，但是支持儒学的态度却是相同的。” 时至唐代，虽然各位皇帝对儒、释、道三教尊崇的位次有所不同，但是对儒家学说却都表示出极大的重视。如唐玄宗虽以祟道闻名，但他对儒家也不敢怠慢，开元十年（722），他亲注《孝经》一部并颁布天下，开元二十七年（739）还始封孔子为“文宣王”。这都表现出儒家学说地位的显赫。李白和唐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在他的思想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儒家对社会的参与意识，影响着他的理想和言行。天宝年间，李白由隐而仕，又由仕而隐，走过了人生的壮年时期。他写于这个时期的诗歌，特别能够体现他把“功成”作为人生首要目标的思想。如作于天宝二载（743）的《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李白时年43岁，待诏翰林，在宫廷这样一个污浊险恶的环境中，他感到苦恼、烦闷，向往严子陵那样的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但是他并不甘心一无所成的消极隐退，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坚持斗争，敢于应对“青蝇”们对他的诋毁，功不成，身不退。天宝三载（744），李白作《赠韦秘书子春》，先是对因隐居不仕为时人仰慕的汉代郑朴表示了不同看法，以为“茍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继而写“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洋溢着他对谢安的钦佩之情，表明了要效先贤建立奇功伟业的信念；最后发出“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的慨叹。曾国藩评论这首诗时把其内容之一释为“论贤者宜济世，不宜高隐” ，是很有道理的。天宝四载（745），李白作《留别王司马嵩》，把自己比作“南阳子”诸葛亮，同样有雄才大略却没有受到重用的机会，表现出他思想深处的矛盾，一方面渴望入世，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受道教影响，鄙弃功名，希望隐居山林。但诗中“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西来何所为，孤剑托知音”的表白，清楚地反映出积极入世，以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是他思想中的主导方面，入世不得则出世，入世是进，出世是退，但退是为了进。下面的诗句可以使我们从纵向上更清楚地把握李白人格理想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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