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人格理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尴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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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歌颂谢安，实则表达了李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表达了他在刻意追求的“功成”之后，去过一种隐逸的美好生活。在《赠徐安宜》诗中，他曾描绘过一幅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图画：“浮人苦云归，就种满郊歧。川光静麦陇，日色明桑枝。讼息但长啸，宾来或解颐。”透过诗歌，我们可以看到男耕女织，息争停讼，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景象，这就是李白“身退”后的理想之处。有人说，李白所称道的“功成身退”并非其真实旨意，而不过是借此沽名钓誉，自抬身价。我认为要说诗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可能过于牵强，但李白的主旨确实应当如同诗中表达出来的一样，功高不傲，功高不居，这与他那种对于自由自在的游仙访道生活的热爱、对于权贵和金钱利禄的鄙夷以及他自身洒脱豁达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是诗人狂放飘逸的性情和高尚清高的情操的真实反映，也是诗人为人赞颂的伟大人格和精神之所在。

李白的美好理想，尽管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最终并未能实现，除了为后人留下研究的课题之外，也未能给他本人带来实际的益处。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诗人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

二、“功成身退”理想与李白所处社会现实间的矛盾与尴尬

理想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和制约。如前章所述，李白“功成身退”理想的前提、基础和主导方面是“功成”，而若想“功成”，首先要入世，要建功立业，求取功名，否则，何谈“身退”？但是，李白所处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向他提供这样的机遇。

入世的艰难使李白难以“功成”。建立功业、求取功名是李白终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致君尧舜、济世救民的愿望，素以“谪仙人” 自称的李白，自负经纶之才，怀着满腔热忱和期望，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 ，一下子“声闻于天” ，片言可喻明主，立谈而致卿相，在广阔宏伟的社会大舞台上唱出时代的强音。此时的李白，自言“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且“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邺中赠王大》），字里行间充溢着急于求仕之情。可是事实却让李白发现他的这颗拳拳报国之心并未得到赏识。他的文才为他在诗坛赢得不少喝彩，如开元八年（720），李白曾拜谒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苏甚赞其才，谓他人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 但是仕进之事却始终遥遥无期。在事实教育之下，李白不得不走上干谒之路。

我们知道，唐代干谒成风，求人举荐，就得干谒。许多名人最初也是通过干谒得到举荐机会的，即使像王维、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于是，一向崇慕古人高节、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李白，为了实现自己“功成”的远大抱负，也开始游说公卿，“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曾到安州拜访过安州都督马正会、安州长史李京之和裴长史等；到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亿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拜诣了荆州长史韩朝宗；他还去过洛阳向唐玄宗献过《明堂赋》，干谒过玉真公主、秘书监贺知章等达官权贵。特别是在襄阳时，向韩朝宗上《与韩荆州书》：

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首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

这一段文字，特别是“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干谒就是为了请求韩朝宗举荐他人朝做官。李白还尝试过以退为进的“终南捷径”，曾在开元时期结交过当时的隐士司马承祯和孟浩然等人，并向他们学习以隐逸为仕进之路。“‘隐’不是为了心灵的解脱，不是为了置身世外，而是为了‘隐’的对立面‘仕’。” 在安陆时，他在寿山结庐隐居，曾作《山中答问》：“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借潇洒出尘之心喻归隐山林之志，一边读书，一边扩大声誉，曲线求仕。但最终李白虽然入宫供奉翰林三载，可是却一事无成，过得并不如意，这些艰难坎坷的经历，使李白感到了内心的矛盾与尴尬，也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使他清楚地看到“功成”并不是仅有才华就可以实现的。

两次从政的经历也让李白对“功成”感到了失望和渺茫。如果说在追求功名和仕进的路上，社会的现实已经让李白感到艰辛和不如意，那么，在宫中的生活对李白的理想所给予的打击就更大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在玉真公主的举荐下，42岁的李白奉诏入宫，他认为大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特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其中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把李白当时的狂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这时的李白已经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在他的眼中，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通才，是一个能为帝王师的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人才，但是事实又让他感到了矛盾和尴尬。虽然来到长安受到唐明皇“降辇步迎” 的迎接，成为皇帝的座上客，但并没有迎来他自以为的官列卿相，在政治上一展雄才的那一刻。实际上在唐玄宗的眼中，看重的仅仅是他的诗歌才能，甚至一直没有给李白一个正式的官职和任何实权，供奉翰林也不过就是陪伴皇帝及后妃们吟诗作赋，游宴消遣。他的地位始终不过是一个御用文人，而发挥的作用也只是点缀升平, 写诗遣兴而已。所作多为《宫中行乐词》、《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春日行》《阳春歌》等应景之作。李白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意识到自己入宫得来的不过是悲屈的词臣的地位，这对于“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李白来说是一种屈辱，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李白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并表现出了狂放不羁的本性，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李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 ”并常与贺知章等人为“酒中八仙”之游，一时令公侯侧目，阉宦忌惮。天宝三载（744），李白被朝廷“赐金放还” 。李白大约写于天宝三载的诗作《玉壶吟》反映了诗人当时的思想情境：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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